实现创新能力“驱动”
创新能力本质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世界竞争体系中的动态位势，也反映着国家发展和安全所倚重的经济技术基础性质。创新水平直接决定了两大建设融合发展实现的程度。《意见》先后十几次提到“创新”，提出了“加强科技领域统筹，着力提高军民协同创新能力”的要求，深刻反映了当代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规律。
在历史上，人类先后经历了原始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每个时代都有一种主导经济技术统领天下，并有一两个国家处于领跑地位。目前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美国在各主要经济技术领域仍具有优势地位。由此引发我们思考，对一个大国而言，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否达到融合状态，最重要的是看国家发展和安全建立在什么样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这一点至关重要。
回眸历史，至19世纪中叶，在西方外部强力作用下，古老中国的文明演进进程被迫中断，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近现代化轨道。在中国近代化初期，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晚清经济体量仍很庞大，占世界经济总量很大比重。表面看来，巨大社会财富未能有效转化为国防实力，导致“国富兵弱”，是晚清政权腐败和国防政策不力造成的结果。但这只是一种表象。根本原因在于，晚清的GDP主要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一个堆积在土布、粮食以及丝绸、茶叶、瓷器基础上的华夏帝国，即使经济总量再庞大，也是不可能战胜以工业机器为根基的西方文明的。由此看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所发展起来的产业技术，由于缺乏足够的近代化母体哺育而成为孤悬的“飞地产业”，最终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一再证明，强国之所以能够称强，关键在于当世界技术形态发生重大转换之际，能够适时转换本国的技术基础，并以领先于当代的物质技术力量为基础构建强大军事力量。今天，我们谋求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视力所及决不能仅限于资源上的优化和节约，更重要的是提升创新能力，建立强大创新机制，使国家两大建设的融合登上时代之巅。进一步说，现代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本质是赢得动态主导权。这种主导权从何而来？答案就是——创新。
当今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重大颠覆性创新不断出现，各大国都在抢先进行创新战略部署。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大国竞争和综合国力比拼的新赛场，谁主导创新，谁就能主导赛场规则和比赛进程。世界主要国家正竭力谋求通过集中精力于最具突破性的军事技术领域来加强军力，推动手段主要有：积极调整创新体制应对各种潜在的“技术突袭”；对核心前沿技术创新项目进行前瞻布局、密集投资；构建向全社会开放的军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小型民用技术企业的创新作用。美国高调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意在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把潜在对手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俄罗斯成立的先期研究基金会，已成为国防创新的“技术直梯”，扶持了不少突破性创新。日本废除了长期实行的“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其防卫省开始直接资助高校从事军事项目研究。显然，面临这一竞争态势，不进则退，不融则败，只有努力在创新发展上进行新部署，才能跟上世界发展大势，牢牢把控未来发展和安全的主导权。
可见，对一个大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长远性、稳定性的融合发展，根本路径是要通过军民协同创新，使本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经济技术形态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协调一致，建立起领先于世界的先进经济技术力量和国防力量，这样才能实现终极意义上的富国强军。
在获取融合发展的创新功能方面，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一些领域还存在诸多瓶颈。针对这一现实，《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军民融合式创新，整合运用军民科研力量和资源”“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两大建设融合发展上，既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协同攻关的体制优势，更要把目光投向民间和社会。今天在很多技术和产业领域，高手在民间，一些民营企业手中掌握着不少创新绝活，有的已经处在世界创新前沿。应当在体制内专门开辟一些“入口”，给优势民企、民用高技术、民间高手快速进入军事创新链条留出通道，加速颠覆性技术创新。
目前，军事竞争的战略必争领域，也是牵引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制高点，在太空、网络等新兴领域形成先发优势和非对称制衡能力，对于统筹国家发展和安全意义重大。今天，我国发展正处在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谋求以世界先进技术形态为制高点的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深度融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军事需求对重大科技创新的牵引作用，通过在军事领域的率先突破实现以军带民，催生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助推经济转型升级。我们只有把国防系统长期积淀形成的优质创新资源和技术，加速转向民用领域并实现充分的开放共享，才会激发无尽的创新活力，催生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加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