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锻造,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怎样炼成的?

来源:中国国防报作者:高晓龙 李银祥责任编辑:刘秋丽
2016-10-20 00:38

长征,领导核心的锻造与淬炼

阶级需要政党,政党需要领袖群体,领袖群体需要坚强核心。领导核心是政治组织的灵魂与枢纽,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方向、统筹全局、凝聚力量,发挥着主心骨、定盘星的作用。能否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特别是领袖人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成熟与强大的标志和关键。长征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一次信仰、理想、精神、意志与体力的全方位磨砺,更是对第一代领导核心一次思想、组织、军事等诸方面的锻造与淬炼。

核心初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促使广大将士反思和觉醒。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看法日趋接近,逐渐走在一起,成为以后形成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键。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同在中央纵队,一起行军。一路上,三人积极交流意见,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总结经验教训。张闻天后来回忆到:“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然后,他们又与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交流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改变现在的错误,红军才有希望。

由于接连的败仗与损失,李德、博古日益被动。但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并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失败原因的讨论上,而是集中在红军战略方向的问题上,抓住了当时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从而赢得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否定此前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进军,得到与会者赞同。之后,黎平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会议再次肯定毛泽东进军贵州,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主张。随后的猴场会议,再一次肯定毛泽东的主张,并在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已经明确了。

遵义会议上,党内多数与会者以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中坚和核心,同“左”倾错误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鉴于博古已经不适合担任党的总负责,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

张闻天担任总负责人后,鉴于此前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独断专行的错误,在作战指挥上也要求集体讨论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结果,常常出现决策迟缓、意见难于统一的情况。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其弊端终于在红军二渡赤水战役中得到激化。在中央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决策中,毛泽东说不能打,是“啃硬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也只好服从。当晚,他在仔细思考之后,还是不放心,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再三说服周恩来,把命令晚一点发。周恩来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说服了其他人,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的损失。随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至此,毛泽东实际上成为中央红军的统帅,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

粉碎分裂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双方将士拥抱欢呼,互道衷肠。但是,党中央万万没想到,在其刚刚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将对红军带来更大的影响与危害。

张国焘眼见中央红军人数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政治野心随之膨胀。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居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党籍,表明张国焘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道路上,已由索夺权力、分兵对抗发展到组织上的公然对立。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遭受巨大挫折,给红军带来了巨大损失。正如毛泽东指出:“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1935年11月,南下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地区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围攻,8万红军将士锐减至4万,张国焘的南下方略彻底破产,自懋功会师以来的大好局面破坏殆尽。

在应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党中央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棘手而复杂的难题。张国焘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企图昭然若揭,党中央不能公开与其针锋相对,因为他后面还有数万被蒙蔽的红军将士,武断处理只会造成红军分裂甚至武装对抗。但是又不能失去党性原则,一味妥协只会使其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这一难题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党中央领导人政治能力和水平的极大考验。

对于张国焘,党中央力求红军的团结与稳定,一方面与其反党分裂的行径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耐心地说服教育,必要时作一定妥协让步,促其转化,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最终,红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都站在党中央这边,彻底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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