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是在很多的曲折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
徐焰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军事思想与军队历史学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作品曾获全军科研一等奖、全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
记者：提起长征，人们就会想到冲破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勇气。在一次次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红军坚持独立自主、唯实创新的？
徐焰：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就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开始。虽然不可能在这一次会议上解决所有问题，但会议前后党的指导思想由教条主义占主导逐渐变为实事求是占主导，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金一南：当年十万红军滞留在荒凉的川西北地区，往哪里去，出路在哪里？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是在很多的曲折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错误路线导致红军被迫长征，而长征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徐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让这个仅有骑兵师参谋长作战经验的外国人，一跃成为指挥中国革命的“太上皇”。建设一支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党和建立起一支攻击型的、正面作战的红军，这种建设党和军队的模式，完全违背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所以，在历史机遇到来时，中国革命再一次选择了毛泽东。
金一南：毛泽东1928年10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一条就是，他的最先决的条件就是军阀混战，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毛泽东发现了中国发生革命的这一条件，从最薄弱的环节切进去，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的特性认识透了。再好的理论方略，如果不与国情、实际相结合，就永远是空中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