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啥说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

来源:中国军网作者:辛士红责任编辑:武千妍
2016-12-21 04:06

“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

■辛士红

每到总结和筹划工作,一些人讲成绩天花乱坠,讲规划头头是道,讲前景一片大好,调门高八度,全然不管靠不靠谱、合不合情。对于这类“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现象,鲁迅先生早有断言:“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

唱高调古来有之。《史记》中记载,汉惠帝时,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后,语多轻薄。吕后大怒,召诸将商议。樊哙慷慨激昂地说:“臣愿将兵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其他人也揣测吕后的想法,同声附和。唯独中郎将季布说:“樊哙可斩也!”他直言反驳,当年汉高祖刘邦“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吕后闻言默然。历史没有假如,吕后若相信樊哙的高调和轻率,历史恐将是另一番样子。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与弹“古调”相反,唱高调之风今天虽大大收敛,但仍然存在。比如,那些大而无当的“口号话”、磨破耳朵的“客套话”、逢场作戏的“表态话”、言不由衷的“奉承话”,仍可见在会场上悠荡,在文件里露相。

在话风文风问题上,“高音喇叭,不如哑巴”。毛泽东一向对假大空文风深恶痛绝,斥之为“瘪三”“裹脚布”“藏垢纳污的东西”。当年,马克思最为严厉的谴责语就是“空谈家”三个字。李卜克内西在《纪念卡尔·马克思》中写道:“他痛恨吹牛拍马的人,谁在他面前夸夸其谈,谁就会倒霉……‘空谈家’一词是他嘴里最严厉的谴责语——他只要认为某人是个‘空谈家’,就不会再理睬这个人了。”

话风文风的背后是作风。唱高调貌似高水平、高姿态、高见解,其实暴露出一个人思想的浅薄、人格的平庸和作风的虚浮。人们有理由从一个人的话风文风,判断其思想境界高不高、专业能力强不强、提炼思考深不深、工作态度真不真。同样,人们有理由从党员群体的话风文风,判断出一个政党精神气质的优劣、执政能力的高下、作风建设的好坏。

作家王蒙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听国民党官员和共产党人讲话的差别:前者“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拽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这种话语优势和独到魅力,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拱手相让。

为什么“高调”这边唱来那边和?就在于唱高调可以得高分、出风头、长面子。“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于是,个别党员干部刻意以迎合取悦上级,以虚言捞取资本,以哗众取宠骗取威信,以空头支票糊弄群众。

不论是爱唱高调还是爱听高调,都说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风仍在,假话大话空话的生存空间尚存。《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的作风飘浮、工作不实,文山会海、表面文章,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问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消极应付、推诿扯皮等官僚主义问题,都是滋生坏文风坏话风的土壤。

部队是要打仗的,“不可求之言语,独见之于战耳”。只表态不落实、只承诺不践诺,不但影响党的形象和领导威信,而且贻误部队建设。平时唱高调,战时吃苦头。吹大的气球最怕针。到了血火交织、生死对决的战场上,不论是爱唱高调者还是受其荼毒者,都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空谈误事,实干兴军。年终岁尾,如何为今年画好句号、为明年开好新局呢?不妨谨记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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