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多元主义时代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新范式
治理理念的流行更使由国家控制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变得极不现实。随着多元主义时代治理理念的流行，政策制定将日益成为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协商和协调行动的过程。这将对实践中随多样性增加而日渐增多的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前景产生难以预期的影响，而社会观念氛围的变化则使这一影响更趋复杂。
公共政策在总体上已变得更少干预性、控制性和强迫性，而日益趋向对国家规制作用的强调。在这种意义上，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空间在多元主义时代似乎已经被大大压缩了。
在多元主义时代，观念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都是确定的事实，不同观念的持续竞争日益表现为一种常态，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已成为一个多元利益攸关方参与的过程。但是，多元主义时代的诸多不确定性却使有关多样性管理的公共政策新范式始终难以出现。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围绕“在特定现实环境条件下怎样的政策反应是适当的” 这一思考所形成的一些宽泛共识，往往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范式性思考并主导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种范式性思考不仅在历时维度上常常表现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还具有显著的跨国溢出效应。政策观念对于塑造政策范式具有主导性影响，但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对于塑造公共政策的影响依然是确定和明显的，不同制度所创造的政治机会结构则赋予不同类型的政治行动者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不同可能性。
虽然组织管理中的多样性管理被认为已经发展为一个完善的提升组织绩效的策略，但在组织管理中，人们对于如何有效管理多样性仍然知之甚少。多样性管理是一个与组织目标、组织历史、组织内部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相关的一个过程，某种特定管理技巧的效果会随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国家治理中的多样性管理而言，国家治理的目标更为复杂，多样性的维度也更为丰富，多样性管理事实上更可能表现为一种与具体问题直接相关的原则或目标，而非可运用于不同维度多样性管理的统一范式。国家治理目标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达成，而国家治理目标则直接塑造了公共政策的目标。总体上，国家治理目标的设定很大程度上还是国家能力的一个结果，并使不同时期的公共政策呈现不同的特征。
具有流行特质并可产生从众效应的政策范式体现着关于如何应对实际问题的不同观念以及持有不同观念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多元主义时代不同观念之间的竞争，一方面使统一的公共政策范式难以出现，另一方面却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项，从而为均衡的多样性管理提供了可能性。
肯定性行动远不是一种理想的公共政策，其积极效应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也变得黯然失色。管理多样性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为此，摈弃有关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不切实际的想象，理性、审慎和克制地运用肯定性行动政策工具，就成为充分实现其治理潜力的重要前提。多样性是多元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社会现实，也将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而趋向多样性管理的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范式转型，将有助于扩展肯定性行动的政策空间，使肯定性行动政策融入多样性管理的治理逻辑和实践框架之中，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实现其治理潜力。理想的公共政策应该既能够解决问题，又不会产生新的社会紧张乃至政治冲突和分裂。后者应成为多样性管理的底线。
寻求趋向多样性管理的公共政策新范式首先是一个国家治理和国内政治议题，有关多样性管理的公共政策新范式的探索和确立，应基于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与政治制度背景以及政策实践。
（王丽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５月第５４卷第３期。“北大政治学”微信订阅号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