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结出了巨大的理论果实，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求解和对中国道路的哲学探索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文本，也是毛泽东对中国道路进行哲学探索的代表性著作。这两篇哲学著作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阐述，而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虽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然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但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它不仅要求人们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且需要人们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的实际。但是，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背离和妨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曾屡次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实践论》着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及其克服途径。毛泽东在系统论述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认为，一切形式的主观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而要克服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其认识论根源：“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矛盾论》则着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根源。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强调“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指出，从认识方法上讲，它们都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背离了“特殊——一般——特殊”的辩证认识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20世纪40至50年代，毛泽东把《实践论》《矛盾论》中所系统阐述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特别是其所概括的“实践——认识——实践”的人类认识总公式具体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先后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法和“物质——精神——物质”的唯物论，阐述了一整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而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成功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功地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民主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