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可治之症，关键是除根塞源
官兵参加班排对抗后大汗淋漓。
习主席多次引用一句古训：“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弊之源。”历史上防治“和平病”的经验表明，只有深入机理、探寻病根、改善整体、优化系统，才能有效破解这道千古难题。
一是在全社会形成崇军尚武的浓厚风气。人的荣誉心是动力之源。军人一旦被剥离了社会荣誉和地位，也就失去了荣誉感和归属感，哪里还会有为之战斗的意愿。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充盈雄健尚武之风，男子以当兵为荣耀。《左传》《国语》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杀敌的，也很少有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自秦以来，历朝历代对“兵”的态度时好时坏，中国社会的尚武精神起起落落，军队面貌随之同频共振，几无例外。
唐朝初年，对军事非常重视，前线阵亡将士的棺木还没运回家乡，抚恤褒奖工作都已办妥，从中央到地方的效率很高，对军心士气起着莫大的激励作用。后来各级变得松懈疏慢，士兵阵亡讯息私下已经传到家里，但直到战事结束、军队复员，家属还不见政府派来人，死的似乎白死了。“阵亡吹响了军人永久的熄灯号，但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能获得永久的荣耀”。那些幸运活了下来且拥有勋位的军人，到了地方不为荣反而转为辱，政府官员经常派他们服力役、给差唤，英雄流血流汗又流泪。军人社会地位沦落到这等地步，怎能保持住凝聚力战斗力。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摆脱不了这样的路径：依靠武力打天下——坐稳江山后轻视甚至提防、压制军队——武备日渐荒废难以应对内忧外患——新的朝代依靠武力取而代之，然后开始新一轮循环。和平环境下，主政者和民众容易出现尚文抑武的倾向，使社会发展失去平衡，难以行稳致远。军队的“和平病”必须与社会的“和平病”一起防治。
二是政治体系与军事系统一起革弊鼎新。军队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掌握的暴力工具，是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平病”不只会感染军队，整个政治体系也属易感对象。仅从局部着手，就军事论军事，根治不了和平积弊。
中国传统政治的积极因素，如家国天下、自强不息、忠信廉洁、笃行务实、舍生取义等，对军队有着深刻影响；而其中的消极因素，也曾严重侵蚀军队，这在汉、晋、唐、宋、明、清各代的末期表现尤为明显。到了大厦将倾的最后阶段，当政者被一条互为因果的锁链紧紧缠绕着：政权供养着军队，又腐蚀了军队；军队依附于政权，又瓦解了政权。曾有无数文臣武将力图革除军队弊病，挽救政权危局，怎奈无力回天。政治不彰，军队难兴。
历史上兴利除弊的成功案例，往往是从最顶端发力，以涵盖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的大手笔，进行整体性变革和全方位治理。魏文侯时期的李悝变法，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给有功的官吏和军士免除徭赋租税、奖励田宅房产，没有这种开创性的政治革新，就不会有天下谈之色变的魏武卒。楚悼王时期的吴起变法，取消贵族爵禄，裁减冗余官吏，整顿官场风气，禁止私人请托，有了这样的政治保证，楚国才能“兵震天下，威服诸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推出的是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建立县制等一套组合拳，从政治上打击并瓦解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为建立军功爵制、打造虎狼之师提供了先决条件。
当前我军纠治和平积弊，是在党和国家“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进行的，政治决心坚如磐石，政治制度日益完善，政治生态显著净化，正能量源源不断从政治体系注入军事系统，我们要充满信心打赢这场攻坚战。
三是培育专注打仗的军人职业精神。和平积弊往根子上看是一种精神疾患，突出表现为军人职业精神的扭曲和褪化。克劳塞维茨把军人职业精神称为“武德”，他认为：“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可抵御不幸和失败的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
军人就是要崇尚和平、崇拜战争，随时准备浴血疆场。和平年代忘了打仗的军人是不“职业”的。我军推行军官职业化，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是精神的职业化，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即便保持了干部队伍稳定，集聚了社会优秀人才，也达不到能打仗、打胜仗的目的。
四是用实战化办法抵御和扭转非战化趋向。“和平病”是因为长期脱离实战而滋生起来的，回归实战能够让各种弊病积习在“照妖镜”下无所遁形，失去生存空间和土壤。
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军队陷入严重危机。仅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就有数十名将领抗拒军令、数千名军人当逃兵。而近十多年来，俄军战斗力迅速恢复提升。这主要得益于一整套实战化指向鲜明的措施办法。比如，推进“新面貌”军事改革，构建总部、战区、军团三级联合作战指挥平台，由大战动员型军队向常备快反型军队转型；提高训练频度和强度，每年不同级别和规模的战斗训练达七八千场次，从2013年开始，按照“全员参与、层层选拔”的方式举行军事技能比赛；常态化突击战备检查，年均大规模突查5至6次，中小规模突查数千次，与演习紧密结合，真查实纠问题；敢于伺机用兵，在实战中检验锤炼部队，特别是通过在叙利亚军事行动，大大提高了境外作战能力和军事影响力。俄军从弊病缠身、打不了仗到重获新生、重振军威的经验值得研究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