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3—1916年间，李大钊到日本留学。此时的日本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他也由此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感悟。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他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29页）的孔子形象，根本目的在于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建立现代新国家。他对孔孟学说也没有一概否定，而是辩证地看待，以求解决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他认为孔孟之道中有很多能助益于个人修养和符合建设现代新国家的部分，应继续发扬光大。譬如，他推崇孔孟的“实践”主张及“自重”的个人修养精神。“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74页）。他也推崇儒家忠恕思想，甚至将其与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相提并论，认为根据儒家忠恕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学说来修身养性、谨慎自持，最终就可以“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绅士之风度”（《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520页）。尽管李大钊为着“科学”“民主”的目标迫切要求破除孔孟之道的桎梏，但他仍然认为总的来说东方这种海纳百川的“静”的文明能够使西方人变得更深沉、更有内涵，“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
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逐渐分为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派主张“全盘西化”，一派主张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并坚持用东方文化来改造世界。李大钊则科学地规避了他们的片面性、机械性。他既不赞成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的主张，又不赞同拘泥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派，而是理性地认识到两种文明虽性质不同，但具有互补性。东西方文明一主动一主静，“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东方文明应该吸收西方文明的优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7页）。同时，东方文明又能使西方文明除“物质”之外，增添“精神”气质，“宜斟酌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2页）。他还指出，有志之士应使西洋之“动”的文明融会于东洋“静”的文明之中，“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2页）。李大钊对融会、调和西方文化充满自信，这是因为他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也与他客观、理性的态度和辩证、科学的方法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