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科学万能论”也受到广泛质疑。著名哲学家杜威（美国）和罗素（英国）都主张用东方文明抑制西方文明中的物欲、暴力和战争，以期“有所贡献于世界的文明”（《学问的新问题》，《新学潮》1919年9月）。中国许多文化界名人亦纷纷提出用东方文明来疗救西方文明，例如梁启超、梁漱溟等。梁启超写了《欧游心影录》，抨击西方文明和“科学万能论”。梁漱溟则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了名言“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李大钊指出，西方这种“疲命于物质之下”的文明“不无趋于自杀倾向”（《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
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他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罗斯无产阶级文明”是世界“第三新文明”，且是拯救世界的凭借、法宝，“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李大钊在深入研究“第三新文明”后，对根据中国社会“实境”吸收、应用这一新文明解决中国的问题充满信心。他于《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3、24页）民族文化是“实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有从“实境”出发根据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民情风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才能真正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真正使其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武器。为此他号召“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也十分重视农民，号召知识分子去做“开发农村的事”。
李大钊由一位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刻认知的传统读书人到理性地主张融会、调和西方文化，再到根据中国“实境”吸收俄国十月革命代表的“第三新文明”，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强调正确认识国情非常重要，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这些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文化中心教授、湖北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基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