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采取先局部试点后整体推进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减少了改革阻力，降低了改革风险，积蓄了改革力量。
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本质上需要整体推进，但可以在一些地方、部门先行先试、重点突破、分步实施，然后纵深推进、全面发力，达到最终目标。与国际上激进式的“休克疗法”式改革不同，我国是在尊重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采取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整体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局部均衡式的改革能够将试错成本分散化，避免个别决策的失误演化成系统性、颠覆性的重大错误，并且可以减少改革阻力，获得自我加强的特征，为市场的建设和发育创造了一个过程。
40年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型经济体制转向开放型经济体制，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走共同富裕道路，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我国都是在充分考虑经济背景、社会基础、意识形态等重要前提条件下，合理设计并稳步推进各项改革政策。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空间范围逐步推进、以点带面、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然后开放14个沿海城市，再扩展到沿海开放区域，再进一步推进沿边、沿江及内陆省会城市的全面开放，最终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七）改革开放既注意保持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又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较为合理的权利纵向分配机制，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得其所。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利益关系之上的权力分配关系，会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注重理顺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关系，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与经济体制相适应，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两方面的积极性。
一方面，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负责定调子、划底线，发挥掌舵领航的作用，确保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同时，中央决策层在引导改革方面拥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充分利用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深入推进各项改革。另一方面，放权让利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部分地方政府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发展和管理模式。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通过划分权限、划分税种、分设机构等措施，规范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既保证了中央税款的有效征收，缓解了“财政大包干”造成的国家财力不足以支持其履职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强化等问题，切实强化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又赋予地方政府财政上一定的独立性，扩大地方固定收入的范围，调动了地方政府实现自我收支平衡的积极性，促进地方合理组织经济。也应该看到，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政府高负债、土地财政“依赖症”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八）改革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有效地开拓了两个市场，利用了两种资源，并走出了一条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的路子。
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不开放的改革会成为“盲人摸象”，不改革的开放会成为单纯的“拿来主义”。40年来，中国通过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充分开拓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了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外向型经济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加快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一方面，开放有利于引进世界先进的理念、技术、发展经验，助力中国抓住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开放会倒逼中国加速改革进程，按照市场经济标准建立现代制度体系,以适应对外开放形势的需要。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动与国际接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让中国与世界实现了共赢。入世后，我国外贸总额连续大幅增长，于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出口额已占到了全球出口的十分之一。有学者测算，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30%。
与此同时，入世助力我国实现从“市场开放阶段”过渡到“规则或制度开放阶段”。以落实WTO贸易制度统一实施原则为突破口,消除国内市场分割，促进贸易自由化；推动了垄断部门对外资的开放，建立起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加快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逐步完善产权制度；促进金融业开放，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改革，发展民间金融。同时，外资外企的进入加快了产业内部的优胜劣汰、兼并重组，增强企业的竞争意识，倒逼企业自主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