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值！”

“认真工作，认真生活，就是对那些逝去的战友最好的纪念”

“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中央决定对外不公开发布任何消息。11月7日，第一次战役结束时，新华社播发电讯稿是首次对外报道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是毛泽东授意撰写并由他亲自修改审定的。之后不久，毛泽东又对朝鲜战场的军事新闻报道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并指出新华社应派记者去朝鲜采访发电。”

万京华介绍，自1951年1月起，志愿军总分社的建立，是新华社朝鲜前线报道工作逐步走向健全体制的开端。此后，新华社总社、地方分社、军队分社等陆续有很多记者、编辑及其他工作人员被抽调或随部队到朝鲜前线参加新闻报道工作。

据万京华介绍，派出之前，有的记者曾参加过短期学习，有的则是直接上了朝鲜前线。据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1953年2月9日的一份总结中表述，报道方面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部队新华分社调来，有解放战争军事报道工作经验，做新闻工作至少五年以上的人员；第二类是从地方新华分社调来，有三年以上新闻工作经验的人员；第三类是从部队调来临时担任新华社报道工作的人员。

“新华社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新闻报道工作的，还有从事对外、摄影报道的记者。这两部分业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分属国际新闻局和新闻摄影局，1952年2月归并到新华社，成为对外新闻编辑部和新闻摄影部等。”万京华说。

作为新华社微纪录片《国家相册》的策划及讲述人，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小波在2008年抢救性地主持了《摄影世界》“口述新华”专栏，里面对参与抗美援朝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有过采访报道。

他们中有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一时间秘密入朝的摄影记者袁苓、杨溥涛，并在志愿军出国前回到北京，当时新闻摄影局把他们拍的照片发往国外，这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发布的第一批朝鲜战地新闻照片，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媒体纷纷采用。“美军战俘的家属还来信让他们帮忙探听亲人下落。那一次，袁苓、杨溥涛是追随朝鲜人民军南下最远的外国记者。”陈小波说，杨溥涛也是胶片时代新华社摄影记者中留下照片最多的摄影记者之一。

在“口述新华”里，入朝三年的摄影记者楚英曾拍摄了《1953年7月，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会师》的照片，他对朝鲜的记忆更多是“寒冷”，“刚进去时是9月份，光有一个棉袄，最冷的时候，连枪炮子弹都运不上去，更别说衣物了，那真是被冻坏了。”

2009年，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带着氧气面罩的楚英给“口述新华”在手掌大的卡片上写下了“忠诚无悔”几个大字。

1951年2月入朝，1955年8月回国的袁汝逊，在朝鲜期间拍摄了所在部队参加的第五次战役、交换战俘、中朝友谊、坑道战、钢铁运输线等照片。

他说：“最难忘的是1951年5月抢渡临津江。朝鲜冬天都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5月以后开始零下几度，我们过江不敢脱鞋和裤子，水齐腰深。八一厂的两个摄影师都不会水，抢渡时他们把机器顶在脑袋上，我扶着他俩，水里全是冰碴子，到了对岸，裤子已经结冰了。”

1951年冬，钱嗣杰开着吉普车拉着记者徐熊和李秉衡从朝鲜北部前往开城，在崎岖的山路间遭遇敌机轰炸，“躲闪中，车被卡在一个巨大的弹坑中动弹不得，我猛一踩油门，汽车腾空而起，继续猛跑，呼啸的弹片在火光里乱飞，爆炸的气浪在开阔的地上翻滚。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有闯过去，中途还不忘拍几张照片。”

钱嗣杰，这名曾在“板门店谈判”时担任谈判代表团新闻处摄影组组长的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告诉陈小波，“我这一生，值！”

“战争时期，每一张底片都带着血。”陈小波说，每当自己把老人几十年前拍的照片拿给他们看时，老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说，“比起那些早晨出去中午就再也没能回来的战友，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

5年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辑罗婷因为“口述新华”，曾采访过参与抗美援朝的新华社老记者们，她说，老前辈们身上那种对待新闻理想的信念与追求，以及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的新闻是渗透着战士们鲜血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用血汗浇灌出来的。新闻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也不是个人的财富，更不能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一老人说。

华敏老人谈得最多的是：“作为幸存者，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如今已经92岁的钱嗣杰，在之前的采访中曾对陈小波说：“我想，认真工作，认真生活，就是对那些逝去的战友最好的纪念。”

朝鲜停战后，新华社在志愿军的报道机构于1954年5月相应改为志愿军分社。1956年，志愿军分社撤销，由新华总社解放军分社派记者李犁常驻志愿军进行有关报道，直至志愿军部队1958年全部撤离回国。

“1996年，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与解放军分社一起举行志愿军总分社部分老同志座谈会，当时来了很多老同志，曾经战场上的生死战友再相聚，大家都很激动。”后来，万京华也到过不少老人家里去采访，很多人已不能再出门。

“等到2010年，新华社再举行座谈会时，能来的老人已经少了很多。有人甚至穿上了曾经的旧军装，胸前佩戴上了各种军功章。”如今，万京华能联系到的老人已经没有几位了，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96岁的王殊老人，今年9月刚刚离世。

2018年，新华社征集社史资料和文物，在朝鲜战场上曾经做过新华社通讯员的贺应芳，将保存的一张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发给她的油印的稿费通知单捐了出来。

1951年3月从家乡重庆应征入伍的贺应芳，是朝鲜战场上不多的女战士之一。作为所在部队的政治部宣传干事，她从一开始抄收新华社新闻，到成为通讯员给新华社写稿子，追随新华社记者采访，并在朝鲜的三年间深深地爱上了记者的职业。1954年，回到国内的贺应芳第一时间给新华社人事处写了求职信，并附上在朝鲜时的战地报道，就这样成了一名新华社记者。

2015年，新华社总编室的朱小燕曾以口述形式采访过朱承修，她说，总编室工作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认识这位关心国家大事和新华社事业发展的老同志，但对于他职业生涯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战地经历，却知之甚少，他也鲜对人讲。

“整个采访让我感动、震撼，数次落泪。”朱小燕说，“从朱老身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在新华社历史上，有一批像朱老这样的新华人，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置生死于度外，冒着硝烟战火，以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为国家和新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用生命写下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于今天的我们，他们是新华社的宝贵财富和厚重沉淀，是巨人的肩膀。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他们的峥嵘岁月，不仅是铭记，更是弘扬。”

（记者强晓玲、张博令；部分图片来源：新华社社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