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抗战历史，有一种载体尤为直观——诞生于战地现场的黑白影像。这些影像不仅记录了侵略者的暴行与山河的创伤，更铭记着一个民族在绝境中迸发的血性与锋芒。
方大曾、沙飞、雷烨、赵烈、张爱萍……这些在战火中按下快门的人，他们经历了什么？那些珍贵影像的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历史不会忘记，一如他们给后人定格的那一个个时光印记。
——编 者
他们用光影记录烽火
■江 怀
抗战烽火已经离我们远去，但留存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抗战记忆则日久弥新。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我走进抗战老照片的“光影矩阵”，追寻照片拍摄者的足迹，以及那些不可忘却的记忆。
由左至右依次为赵烈、雷烨、张爱萍、沙飞、方大曾。资料图片
一
1937年7月7日，激烈的枪炮声滚过炙热的夜空，打破了卢沟桥畔的平静。这一天，日本侵略者悍然向桥东的宛平城发起进攻，中国军人奋起抗击。
卢沟桥畔的战火硝烟很快向四周蔓延，老百姓们开始惊慌失措地逃离自己的家园。人流中，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没有丝毫犹豫，从北京协和胡同的家里跑出来，只身骑上自行车，朝着枪炮声密集的宛平城逆行而去。
这个背着照相机的年轻人，名叫方大曾。
一个平民百姓，为何不顾生死，要赶赴战斗最为激烈的卢沟桥前线？
方大曾的良师益友、著名记者范长江在《沉静了的绥边》中说：“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危险和艰难，我们值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
方大曾成为第一个赶到卢沟桥前线的中国战地记者。他冒着炮火，采访并拍摄了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人。
简陋的暗房里，门窗挡住了光亮，但挡不住远处时不时传来的枪炮声。采访归来的方大曾，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照片洗印中，以致忘记了自己25岁的生日。
数天不分昼夜的连续奋战，方大曾洗印了照片，也撰写了照片背后有关一线战事的文字……1937年8月1日，上海《世界知识》杂志发表了署名“小方”的《卢沟桥抗战记》和数幅纪实照片。很快，《良友》杂志、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等国内外媒体也陆续刊发了他发自卢沟桥前线的专题摄影报道，让世人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记录卢沟桥战事的文字和图片，了解了日寇的侵略暴行。
一个战地记者的勇敢无畏，不是一天炼成的。早在1936年11月，时值绥远抗战爆发，方大曾就从北京赶往绥远前线，采访中国军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捕捉拍摄绥远前线令人难忘的战斗情景。
方大曾在战地通讯《从大同到绥远》一文中写道：“时到如今，我们的民族再也不需要那温柔幽雅的陶醉，而该有魁伟豪迈的姿态了！江南的朋友们，你们都到这里来吧，不只是这里的风景好，而且是因为这里的疆土需要我们的保卫啊！”
1937年7月28日，方大曾在保定再一次与范长江不期而遇。经范长江举荐，他成为上海《大公报》的战地特派记者。
在华北抗日战场上，那个曾第一个抵达卢沟桥前线的摄影记者“小方”，又穿梭在战火最为猛烈的抗日前线，在报纸上给我们留下了《前线忆北平》《血战居庸关》《保定以南》《保定以北》《由保定向北去》《从娘子关出雁门关》等一篇篇带着硝烟味的战地通讯以及相关的战地图片。
1937年9月30日，当国人读到记者“小方”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战地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就再也没有在媒体上看到他从抗战前线发表的文字和图片。
一个鲜活的生命连同他那带着战地硝烟味的图片文字，在国人视线里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在这之后，范长江在回答无数关心和打听方大曾下落的人时说：“我相信他不会有问题，因为他的机智，足以应付非常事变，他的才能也应该为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多尽些力量。”
随着岁月的流逝，方大曾再也没有“显影”，但他留下的文字和图片，成为中华民族的永恒记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曾评价说：“范长江与方大曾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
方大曾在《卢沟桥抗战记》中曾这样写道：“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历史走过了80多年的岁月，如今站在卢沟桥畔，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派繁荣景象。细细品味方大曾留给我们800多张穿越战火硝烟的图片，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二
1937年8月的一天，一个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笔名叫“沙飞”的学生，背着朋友捐赠的摄影器材，急匆匆赶赴炮火连天的华北抗日前线。
沙飞曾因拍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等照片而一举成名。这是他新闻摄影的开始，也坚定了他将一生奉献给摄影事业的信念。他对鲁迅始终怀有崇敬之情，把拍摄鲁迅的照片底片装在一个金属盒子里，一直带在自己身上。
当卢沟桥畔响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枪声后，沙飞意识到“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当时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的沙飞，听到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更是加快了赶往一线战场的脚步。
这年底，沙飞穿上了八路军军装，成为解放区第一个以新闻记者身份投身革命的摄影工作者。这个后来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的摄影战士，用手中的照相机定格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瞬间、拍摄了百团大战激烈的战斗场面、抓拍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抢救八路军伤员的忘我画面、记录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生产生活以及青年踊跃参军的黑白影像……一幅幅照片，组成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雄伟画卷，向世界传递和诠释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不屈精神和坚强信念。
“谁都知道，在国家如此危难的今日，要挽救民族的沦亡，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事，因此‘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但是，直到现在，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摄影即具备如述的种种优良的特质，所以，它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洋溢着血性胆气的沙飞，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他在抗日最前线向全国的摄影人发出了呼唤：“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
沙飞来自于抗战一线的摄影实践和呼吁，激励着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摄影工作者相继奔赴解放区，来到了抗日战争第一线。不仅如此，沙飞还以带徒弟和开办摄影训练班的方式，为晋察冀和华北解放区培养了一大批摄影骨干。在很短的时间里，石少华、雷烨、赵烈、吴印咸、徐肖冰等摄影工作者，组成了抗日前线的摄影团队。他们留下了众多珍贵历史影像，也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1942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5周年之际，在河北平山县一个名叫碾盘沟的小山村，一本伴随着硝烟、散发着油墨香的《晋察冀画报》诞生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第一本画报，也是沙飞等摄影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多年努力的结果。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是彩色套版的八路军挺进长城照片，封底是骑兵照片，正文用了150多幅真实记录根据地军民抗击日寇的照片，图片说明采用了中英文两种语言。虽然创刊号只印了1000册，但一经出版发行，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声援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说，《晋察冀画报》“既朴素，又美观，办得很出色。在山沟沟里能够出版这样的画报，曾使许多外国朋友深感惊讶”。
三
一幅幅真实记录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图片，在抗日根据地乃至更广泛的地域传播时，成为“比炮弹更有力量的精神食粮”。
浇灌这些“精神食粮”的不仅是摄影人的汗水和智慧，还有鲜红的热血和鲜活的生命。
1943年春天，乍暖还寒。在河北平山县曹家庄一个普通简陋的农舍里，时任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组织科科长的雷烨，紧张地进行着图片选定和图片说明撰写。
此前，雷烨见到了时任晋察冀画报社主任沙飞，便给沙飞看了近4年来他在冀东抗日根据地拍摄的战地图片。
在对敌斗争异常残酷的冀东，雷烨随八路军转战长城内外、滦河两岸，用照相机记录了日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累累罪行。雷烨拍摄的照片中，就包括了日寇在1941年对河北丰润潘家峪制造大惨案的真实记录，留下了历史的铁证。沙飞看到这些战地照片后，当即决定在《晋察冀画报》出版专辑，并将雷烨留下来，在画报社整理照片、撰写战地通讯。
4月19日夜晚，数百名日军在“扫荡”时袭扰晋察冀画报社驻地——曹家庄。接到转移通知的雷烨立即放下手中工作，但并未跟随大部队离开，而是指挥村民转移。次日拂晓，村庄被日军包围。雷烨因疏散群众延误了最佳撤退时机，又因对当地地形不熟，在转移时与日寇遭遇。短兵相接中，雷烨身负重伤。生死关头，他果断选择掩护警卫员突围。见警卫员执意不肯，雷烨斩钉截铁地说：“要死死我一个，你们快撤。这是命令！”
两名警卫员成功突围后，孤身一人的雷烨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这名视死如归的摄影战士，为了不当俘虏，在砸毁心爱的相机和自来水笔后，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壮烈殉国。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围剿”，而晋察冀画报社始终是敌人要剿灭的重点目标。画报社在一次次与敌人的斗争中转移，人员从120多人减员至六七十人。
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摄影战士来说，1943年是极为悲伤的一年。雷烨等摄影战士在年初牺牲后，晋察冀画报社在年底又遭到了重创。
1943年12月，晋察冀画报社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柏崖村遭遇日军“扫荡”。危急关头，沙飞和警卫员赵银德背着装有底片的牛皮包向外突围；时任晋察冀画报社政治指导员赵烈率领部分人员担任掩护。
当大部分人员突围成功时，赵烈回过头来一看，发现有几个人还在村里未能冲出来。于是，赵烈奋不顾身地返回村里援救战友。
赵烈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一名年仅23岁的摄影战士，就这样英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这次突围中，晋察冀画报社全体人员践行了“人在底片在”的誓言，几万张底片无一损毁，而赵烈等9位同志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柏崖村。
日军撤走后，大家从赵烈身上发现了那本雷烨留下的相册。小小的相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染上了两位摄影战士的鲜血。
雷烨、赵烈等一大批摄影战士，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一线，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如何将摄影装备从艺术或新闻工具，转化为政治动员与民族救亡的武器。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抗战史定格了真实、生动、有力的视觉证言。这是血雨腥风中不屈的“视觉火炬”，伴随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漫漫征程。
四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诞生了这样一幅图片：在东方欲晓的天空背景下，一名新四军战士骑在骏马之上，吹着手中的军号。
这幅取名《破晓》的照片，后来不仅在多家杂志上刊登，还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上。
拍摄这张照片的，是时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张爱萍。
20世纪20年代中期，尚在四川达县上中学的张爱萍，第一次来到照相馆，就被橱窗里的照片吸引住了，由此埋下了摄影爱好的种子。自那以后，受经济条件制约，无法拥有一架照相机的青涩少年，凡是遇到与摄影相关的书籍便找来认真阅读。
在倥偬的戎马生涯中，怀揣摄影梦想的张爱萍，终于等来实现梦想的机会。在苏北抗日战场上，新四军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架德国造的徕卡相机。从此以后，官兵看到了这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身上，除了手枪之外，又多了一件“武器”——徕卡相机。
在南征北战、兵戎相见的抗战前线，张爱萍用相机记录了《八路军南下部队挺进苏北平原》《收复青阳》等许多珍贵的战斗瞬间，也定格了众多抗日军民的战斗、练兵、生产、工作、学习与生活等场景，留下了千余幅既有艺术价值又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照片。
1981年12月的一天，国防科委摄影美术汇报展览在北京举行。张爱萍在参观结束后欣然命笔：“妙笔，纤刀，闪光镜，三千毛瑟莫当！”
这是张爱萍对摄影实践的深切体会，也是对那些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影像作品给予的高度评价。
历史不会忘记，当抗战的烽火熊熊燃烧时，有一群无私无畏的勇士，带着妙笔般神奇的摄影器材，携着纤刀般锐利的镜头，义无反顾地冲向抗日第一线。那一张张照片，如同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刃，亦如鼓舞全国人民奋起的战鼓。
三千毛瑟莫当！这些摄影作品以直观而震撼的方式，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成为抗战史上永不磨灭的铁血印记。
版式设计：王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