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本写于约80年前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日记、数份泛黄的“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近日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经专家初步研究，这批档案为东京审判时期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私人遗物，从多方面揭露了侵华日军暴行。
萨顿作为东京审判时期美国副检察官，于1946年随国际检察局团队来华，负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尤以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为重心。在华期间，他曾赴上海、北平、重庆、南京等地调查，搜集大量亲历者证词、统计资料等，并会晤中国政府官员、传教士、医生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为东京审判准备了关键证据。
经专家初步研究，这批珍贵档案从四个方面揭露了侵华日军暴行：
其一，大规模屠杀罪行。萨顿在1946年4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战火中被炸毁的中国基督教教堂。随后前往扬子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佐证了日军大规模屠戮平民与战俘的史实。
萨顿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受访对象供图）
在南京期间，他还搜集到书面证据，如1946年3月编写的《1937年日本人大屠杀南京之报告与统计》，里面详细记载了被杀害与被强奸者的总人数、尸体发现地点等关键内容。另一份萨顿提交的报告《暴行摘要——日军在华所犯反人类罪（丙级战罪）1937-1945》系统列举日军在华实施的强奸、掠夺与恶意破坏等暴行，并指出这些暴行持续时间长、范围广，且在日本军政当局默许乃至授意下进行。
其二，残害平民的暴行。萨顿撰写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了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复印件，证词详细陈述了目击者亲历的大规模屠杀、强奸等暴行。这些证词大多由证人亲自提供，由萨顿与同僚实地调查所获。
萨顿撰写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受访对象供图）
其三，对华实施细菌战。据萨顿日记记载，1946年3月至4月他与同僚在华调查取证期间，已触及日军细菌战罪行线索。1946年3月28日，在重庆与金宝善博士及陈文贵博士等证人会面，会谈主题明确记录为“关于细菌战”。后来，萨顿在给检察官基南的信中表示“现在正在中国努力搜集额外的证据”，显示检方并未放弃对这一罪行的追究。
其四，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萨顿在日记中写道，日军不仅允许鸦片与毒品在占领区流通交易，更通过扶植的中国伪政权加以纵容和鼓励，目的主要有二：将鸦片贸易作为伪政权的财政收入来源；削弱并摧毁中国人民的健康与抵抗意志。
《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占区的鸦片和毒品贸易》共41页，进一步追踪并勾勒出这条罪恶的鸦片供应链，报告同时揭露毒品泛滥对南京市民造成严重危害。
萨顿撰写的《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占区的鸦片和毒品贸易》。（受访对象供图）
专家认为，新发现的萨顿日记与系列“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与现有档案史料相互印证。“这批档案作为一手史料原件，是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鸣说。
纸页泛黄、字迹如刻，那些被时间封存的细节，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力量驳斥着歪曲与遗忘，时刻警示世人铭记战争罪责、守护历史真相。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表示，这些法庭卷宗之外的一手亲历记录，饱含萨顿对日军侵华暴行的强烈震撼与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使那段民族浩劫以更为直白而确凿的面貌，永久铭刻于人类记忆之中。
（记者蒋芳、邱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