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地区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行军路线转向贵州的决定。3天后，红军入黔，攻占黎平。在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而乌江正是进入黔北、抵达遵义的必经天险。然而，乌江素以水深、流急、岸陡著称，加之国民党军毁船封江、重兵扼守，渡江谈何容易！时值隆冬，装备简陋的红军不畏严寒，以竹筏为工具，多次奋勇强渡，最终突破敌军封锁，再创军事奇迹。
强渡乌江，是红军自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较大的胜利。它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使红军摆脱了重兵围堵，赢得宝贵的战略主动，为进军黔北、占领遵义扫清了关键障碍，极大鼓舞了全军士气。
剑指乌江
黎平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地势西北高，东北、东南、西南低。这里地形复杂，山林茂密，加上当时的交通相当不便，有利于红军隐蔽集结。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于12月17-18日相继抵达黎平城。在两个月的连续作战后，红军终于有了休整的可能。不过，西入贵州的红军，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2021年5月18日，黎平县洪州镇草坪村一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黎平的西面，是长江与珠江的分水岭——苗岭山脉。它北抵清水江，南临都柳江，海拔一般在1200-1600米，东段主峰雷公山海拔则超过2100米。苗岭山脉的山势虽不算极高，但绵延起伏、岭谷相间，形成一条宽达数十公里的纵向障碍带，实际上阻止了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从此向西直接进入地处贵州腹地的都匀及省会贵阳。而贵州军阀（黔军）在丢掉黎平一带之后，则将主力集结在雷公山北侧的施秉、镇远、台拱（今台江）地区。当时这一带正在修筑湘黔公路。这条公路起自贵阳，经贵定、龙里、甘粑哨、炉山、黄平、施秉、镇远、三穗、玉屏至黔湘交界之鲇鱼铺（又名大鱼塘、大龙）进入湖南，基本沿湘黔古驿道走向修建。黔军驻守此处，可以依托交通线保持后勤补给与兵力调动的灵活性，也可防止红军沿交通线直入贵阳。
↑这是2023年11月17日拍摄的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色（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杨楹 摄
另一方面，蒋介石迅速调整部署，下令“追剿”军向湘黔边界的铜仁、玉屏、天柱一线开进，意图切断中央红军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通道。与此同时，广西军阀（桂军）的一个师则向榕江县推进。榕江位于黎平西南。桂军意图从红军侧后方实施侧击和尾追，与北面的国民党军形成夹击之势，使红军腹背受敌。
这种情况下，红军下一步该往何处去？此时，在红军的决策层，“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仍然存在。他们坚持执行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甚至在12月14日仍电令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新苏区，以接应中央红军”。如果按照这个想法，中央红军需要向北渡过清水江，经过贵州东部进入湖南，这样恰会直接闯入“追剿”军设下的新陷阱。就像后来陈云所说的，“在湘黔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
于是，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的决定。第二天，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决议电》，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分为右纵队和左纵队，分别依次占领剑河、施秉、台拱（在今台江）、黄平。为了给敌人造成中央红军仍要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觉，军委规定各部在前出到施秉、黄平地域前，用正常行军速度前进，制造红军仍在徘徊犹豫、拟往湘西的假象，抵进施、黄后，则迅速占领两城。
黎平会议之后，红军挥戈西指，向黔北挺进，一路斩关夺隘，横扫黔敌，突破了王家烈的清水江河防，连克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等县城。但红军不是直接北进，而是沿清水江南岸西进，此举打破了国民党军欲在湘西同红军决战的计划。蒋介石急忙改变部署，令“追剿”军第1兵团主力由湘西经剑河向施秉方向尾追红军，12月28日该部进驻锦屏；“追剿”军第2兵团主力由芷江、洪江地区，经晃县（今新晃）、玉屏向施秉、凯里方向追击。
↑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示意图。（资料图片）
面对国民党军新的合围态势，趁敌军在黔东南尚未完成包围部署之际，争取时间、突破乌江，成为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抉择。否则，红军将面临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背水一战的危险。此时，横亘在进军路线上的乌江，成为红军面前的一个凶恶敌人。
乌江之险
贵州素以地形复杂著称，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横贯其间的乌江，是这片崎岖大地上最险峻的自然标识物之一。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境内的第一大江。它发源于贵州西部乌蒙山东麓，由西南向东北奔流，几乎把贵州划分为南北两部。由于整个贵州的地势是西南高东北低，乌江的水位差非常显著。巨大的水流挟重力势能，在石灰岩地层中劈削出“V”形峡谷，两岸绝壁对峙，崖壁宛如斧劈刀削，突兀云端。
↑乌江两岸奇峰对峙，险峻异常。（资料图片）
这样的地貌，在军事上造成了几个影响。其一，渡江通道极其稀缺。可供上下河岸的天然路径屈指可数，且渡口必然与这些险峻的盘山小路相连，控制了渡口，就等于扼住了通道咽喉。其二，易守难攻。守军只需在对岸高地或崖顶设置火力点，便可完全封锁江面及滩头，达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相反，进攻方部队则展开困难，舟桥作业将暴露在火力之下，即便少数兵力登陆成功，先头部队在狭窄的滩头或峭壁小道上也无法迅速展开，极易被反击压制。
乌江本身的水文特征带有显著的季节性。冬季枯水期的河宽往往只有夏季丰水期的几分之一。然而，枯水期被束缚在狭窄河槽内的河水，水深流急，漩涡翻滚，加上沿江石灰岩陡壁常有巨石崩塌，明暗礁石形成急流险滩，对舟船操控构成了巨大挑战。这种水文条件，首先从物理上极大降低了大规模武装徒涉的可能性，进一步将渡江行动严格限制在少数几个具备摆渡条件的渡口。
所有这些地理因素叠加，使得乌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险。从自然地理角度看，渡过乌江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之前的湘江。其时正值岁末，寒冷气候对渡江的红军是巨大的考验。这不光是因为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需要在刺骨的江水和寒风中作业，非战斗减员风险极高，还由于冬季的贵州山区多雾，能见度差，给架桥、航行等精细作业带来较大的障碍。贵州当地渔民中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要过乌江，必须具备3个条件，缺一不可——大木船、大晴天、好船夫。
此外，不同于国民党军的湘江防线一度出现“真空”的情况，黔系军阀为了保住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早已沿乌江布防。黔军第25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部，为阻止红军渡江，在乌江沿岸的茶山关、孙家渡、江界河、袁家渡、回龙场等大小10余处渡口修筑防御工事，构成200余里的防线，以5个团和1个机炮营防守沿线。同时，敌人还烧毁了两岸民房和船只。从黔军的布防可看出，乌江渡口是重点设防区域，仅江界河一线就有1个团和1个机炮营驻防。黔军上下对这条乌江防线都抱有幻想，江防司令林秀生曾向侯之担拍胸脯保证：“（乌江）江防工事，重垒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而怀有独霸黔北野心的侯之担更是狂言，“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
↑位于乌江中游的江界河（2021年5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强渡天险
然而，即便天险在前，红军也必须跨越。这是缘于以下几个因素。其一，身处绝境，不渡乌江即遭围歼。其时，对红军而言，前有黔军在乌江北岸重兵布防、毁船封渡，后有国民党“追剿”军刘建绪第1兵团、薛岳第2兵团衔尾急追，距离红军只有几天行程。国民党企图把乌江变成“第二条湘江”，围歼红军于南岸。红军晚渡一天，包围圈就收紧一分。同时，过了乌江，便是相对开阔的黔北高原坝子地区，红军会拥有更大的战略机动空间。其二，乌江水文条件随时间急剧恶化。乌江是典型季节性河流。时值1月初，属冬季枯水期，江面窄、水深流急，但尚可组织强渡。一旦进入春季，贵州进入雨季，水位暴涨，江面加宽，流速更猛，强渡难度会成倍上升。抓住枯水期的有限窗口快速渡江，是唯一战机。其三，落实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红军当时连续转战，减员严重，疲劳至极，缺衣少食，弹药不足，急需一个较大城市作为休整、补给、扩红、安置伤员的基地。遵义是黔北重镇，人口多、物资充足、地势险要，是当时理想的立足地。黎平会议已确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而乌江是进入黔北、抵达遵义的必经之地，不渡江则战略完全落空。
所幸的是，红军面临的对手并非铁板一块。黔军的实力本就不强，内部还四分五裂。侯之担部不过五六千人，却要布防整个乌江北岸，哪怕是只守主要渡口，这些兵力也是捉襟见肘。在如此交通不便的山地江河地带，守备方的机动能力远逊于进攻方对突击点的选择。红军若能集中兵力于少数渡口，就可实现以点破面。而且，黔军还是远近闻名的“双枪兵”——打仗时手里端着一支步枪，背篓里放着一杆烟枪，“双枪”不离身。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为了突破乌江天险，中革军委规定，1935年1月1日红军的行动如下：红1军团以红2师加强军委工兵2个连，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侦察，以1个团渡过乌江北岸，占领阵地，向珠藏侦察警戒，并掩护工兵架桥，以便红2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5军团由此渡江；红1师进至回龙场及其附近地域，以1个团占领乌江北岸阵地，向湄潭警戒，并指挥2个工兵连架桥，以便军团主力由此渡江；红9军团应在回龙场、袁家渡及其以北地区掩护红1军团之侧后，并受红1军团指挥；红3军团第4师应前进至清水口渡河点之地域，准备架桥。
最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江界河。这里距离瓮安县城不足30公里，是瓮安河（即瓮水）与乌江汇合口，两水汇流，清浊分明，故取名江界河。这里的江面不宽，两岸的山体均为墨乌色，整个乌江如同一条乌青色的蛟龙由西向东奔腾而去。因此，当地老百姓叫它为乌龙江。渡口就在江界河村的江边。乌江穿越深山峡谷，流到这里，其险峻犹似三峡。从南岸到江边渡口，要往下走几公里陡峭的石山，过江后还要爬几公里的山路，才能上通遵义的大道。部队在此下行和攀爬极度消耗体力，重型装备和火炮几乎无法通行，极大限制了进攻方的兵力展开和后勤补给。
↑江界河战斗遗址碑。（资料图片）
红军侦察发现，江界河分新老两渡口，新渡口在上，江宽约80米，老渡口在下，江宽约120米，两渡口间相距约3000米。黔军顾此失彼，只在江流较宽、水流较缓的老渡口北岸配备强大火力，在新渡口却兵力较少。于是，红军决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1935年1月1日，红军白天抢渡没有成功，夜间组织突击队乘竹筏偷渡，但大部分竹筏被卷了回来。1月2日上午，根据军委指示，必须紧急抢渡。突击队乘60多个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渡江。当竹筏接近对岸时，前天夜间到达对岸在石崖下潜伏的5名勇士，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接应强渡部队登岸。
↑红军强渡乌江时使用的双层竹筏和小船（展品）。（资料图片）
↑红军制作竹筏，准备强渡乌江（雕塑作品）。（资料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看似胜利在望时，乌江沿岸的地理因素又显现出不利于红军进攻的一面。由于黔军动用预备队居高临下进行反击，加上山陡路狭，部队无法展开，红军被迫退守江边。就在这时，红军发现一处石壁可攀援而上，便迅速攀登占领了敌右前方一个石峰制高点，击退了黔军。
到1935年1月6日，3路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整个乌江战役，前后只用几天时间，由于战略方针的正确，红军共歼灭、击溃黔军4个团，约4000人。至此，国民党军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之南的企图，宣告落空。红军声威，震动黔北。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红军渡江之后，乌江便从阻挡红军的障碍，一变为红军身后的屏障。渡过乌江之后，红军一下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率领“追剿”军只能转回湘西，与红2、红6军团作战；刘湘的川军逡巡长江南岸一线，不敢轻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滞留黔南；黔军一触即溃，王家烈更不敢妄动。只有薛岳率领的蒋记中央军穷追不舍，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同时，薛岳又奉有蒋介石之命，要赶往贵阳，抢夺黔系军阀王家烈的地盘。正因如此，红军才在黔北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机，缓解了长征以来，特别是湘南作战以来之疲劳，并得以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