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按计划准备从西延北出城步进军湘西，但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堵截。由于时间紧迫，军委第1纵队和第2纵队被迫直闯“天堑”老山界。这座南北绵延21千米的山脉，以“百步陡”、雷公岩等70多度的陡壁和冻雨浓雾等著称。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对刚刚经历湘江血战的红军构成严峻的挑战，却也成为阻隔追兵的天然屏障。红军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翻越老山界后，抵达湖南通道。
这里，等待红军的是国民党军数倍兵力的包围网，随后召开的通道会议果断放弃进军湘西的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老山界作为红军长征以来翻越的第一座险峻高山，在战略转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通道转兵，则不仅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更成为红军长征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开端。
↑反映翻越老山界的绘画作品。（资料图片）
红军“北上”变成“西进”
中央红军（编注：不是必要处，下文称红军）苦战数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部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由于部队疲劳，序列不整，军委决定在西延一带（1935年该地设资源县，隶属广西）休整一两天，以便集结部队。
从战场地理形势看，西延位于越城岭的山地地带。红军所在的西侧就是日后著名的老山界。而资江也正发源于这一带，向北流淌，最终汇入洞庭湖。在传统交通条件下，这一带真正适合大部队通行的天然通道，是地势比较平坦的河谷。从西延大埠头（今资源县城一带）沿着资江河谷往北，距离湘桂边界的湖南城步县（今城步苗族自治县）只有60公里左右，是入湘的最短线路。因此，红军原计划正是从西延北出城步，再向湘西转移。
但这样一目了然的地理条件，使得国民党方面轻易便能判断出红军的下一步动向——早在湘江战役前，蒋介石就制定了所谓“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设想在湘江以东不能全歼红军的情况下，下一步在湘江以西将红军歼灭。对于蒋介石这个计划大纲，身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键执行得最坚决。还在湘江战役前，他便派1个师先期到达湘西南构筑工事、碉堡，妄图迟滞红军的行动。当红军渡过湘江，并在西延地域集结时，何键将其所属部队重新进行编组，调整为第1兵团、第2兵团和预备兵团，并令第1、第2兵团外带一部分兵力，迅速向湖南的新宁、城步、绥宁、武冈一带机动。这几个县，正位于西延地域之北。国民党军在此张开大网，拦住红军的北上道路。广西的桂军则以第1追击队在红军左后方追击，第2追击队进驻桂东北西延以西的龙胜。从表面上看，桂军似乎在紧密配合湘军前后夹击红军，而其真实目的是迫使红军尽快离开广西，并防止红军在城步受阻回师龙胜一带，威胁到柳州的安全。
↑红军经行湘桂边界通道、城步等主要地区地理位置图。（资料图片）
红军方面很快就获悉了敌情的新变化。1934年12月4日，党和红军领导人在塘坊边（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同仁村）召开会议，主要讨论怎么去湘西、如何轻装翻过越城岭以入湘等问题。当天下午，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我野战军现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决定“以我军一部尽力迟阻追敌，主力则向西开辟前进道路，并钳制企图向我翼侧截击的湘桂之敌”，也就是放弃从西延地域北出湖南城步的打算，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第二天，红军进一步判断，“敌16师占领大埠头后，估计湘敌主力将出城步、绥宁、通道（编注：隶属湖南省）向我截击。其一部将随我右纵队后尾追。而桂敌则将由大溶江口、龙胜有袭击我军左侧之可能”，因此决定“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编注：隶属通道）、长安堡（编注：今通道县城附近）地域”。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使得刚刚经过湘江战役的红军，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硬拼，也使得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在湘桂边界一线堵击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
“天堑”上的生死突围
不过，上述决定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作出的。此时，国民党的各路追兵逐渐迫近，红军不能在西延地域久留。于是，红军右翼1军团主力及9军团从老山界以北进至社水地域（现属广西资源县），左翼3军团由千家寺以南绕过老山界进至中洞（现属广西兴安县）。可是，处在中央位置的军委第1纵队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绕行，只能径直向西翻越老山界。军委第2纵队也脱离红3军团，随第1纵队之后，向老山界进军。
↑云雾缭绕的老山界（2019年6月30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老山界可以说是横亘在红军面前的一道“天堑”。它是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呈西南-东北走向，南北长约21千米，东西宽约6千米，面积超过120平方千米。它北接雪峰山余脉，西面和西北是今资源县的两水和车田（当年属兴安县），东南为兴安的华江。其主峰名叫猫儿山，海拔超过2100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也是整个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山系的最高峰。这一带群峰高耸，悬崖峭壁林立，瀑布飞溅，森林茂密。高山之上的年平均气温只有9摄氏度，年降雨量高达2300毫米，雾浓风大，天气瞬息万变。就连当地百姓也将其视为畏途。
↑老山界红军长征纪念馆内的老山界石碑。（资料图片）
这样的地理条件，红军想要攀越，困难可想而知。后来陈云回忆，“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
红军的进军路线靠近主峰猫儿山，山路险峻异常。悬崖峭壁上，行人仅靠几根圆木架成的栈道通行。栈道长满青苔，没有栏杆，走上去又滑又晃，令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在这样的山路上该如何行军？陆定一的《老山界》里有这样的描写：“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这并非文学上的夸张，而是地理条件所迫——唯有通过增加水平距离来换取垂直高度的缓慢提升，降低攀登的坡度。在如此陡峭的地形上，采取“之”字形路线是大军唯一可行的上山方式。
除了令人心惊的栈道，还有峭壁上的石阶。有一处名为“百步陡”，是在70多度的峭壁上凿出108级石阶，石阶旁便是数十丈的深渊。此外，还有雷公岩、三跳等十余处险地。在这些地方，伤员必须离开担架，由人搀扶着缓慢攀登。陆定一在《老山界》里描述说，雷公岩“果然陡极了，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石梯，只有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虽不是很深，但也是怕人的……有几匹马曾从崖上跌下去，脚骨都断了”。
老山界的山地气候也是一个挑战。大队人马上到半山腰时，天气骤然变坏，寒风凛冽，下着毛毛雨，大风呼啸，松尖摇动。《老山界》里也呈现了红军翻山途中半夜被冻醒的场景，“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逼人，刺人肌骨，浑身打着战。把毡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起来，还是睡不着”……
↑位于广西兴安县境内的老山界（2019年6月30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除了崎岖的山路与恶劣的气候，红军还面临国民党军的袭扰。譬如，大坳界位于塘洞村源头、白竹江两个自然村交界处，是连通今天资源、兴安、龙胜三地的高山隘口。12月5日，红军行至这里时，国民党飞机跟踪轰炸，时任军委第1纵队司令员叶剑英被敌机炸伤，身中多块弹片，经抢救脱险（其中一块弹片一直未能取出）。另外，国民党正规军虽然被红军甩在身后，但当地的桂系军阀“捉获红军之掉队落伍兵伕，杀之而剥去其军服，即由所派之放火人穿上红军军服，冒充红军”。这些人天天跟在红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红军的侦察人员，在红军要到时放火烧屋，其“作用在一方使红军无处住，不得食，一方则引起居民对于红军之怀恨”。
恶劣地理的“双刃剑”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越城岭（老山界）山区恶劣的地形，对中央红军而言也构成了有利的一面。当时，这一带远离公路，更无铁路，属于典型的“交通死角”。数量上占据优势的国民党追兵无法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进行机动，只能与红军一样步行，这就大大迟滞了其追击的速度。而且，山区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也使得兵力上处于劣势的红军可以相对容易地遏制国民党军的进攻——狭窄崎岖的山路蜿蜒而上，一边是乱石嶙峋的河道，一边是陡峭的高山，从军事上来说，每一处都是绝佳的阻击地点，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参战的国民党军军官后来也承认，“红军所走的都是崇山峻岭、森林浓密的地区，道路崎岖险要，红军少数部队扼守，我军就很难通过，在这种地形追击，只有送行，没有什么作用”“前面高地背后大部队的红军成行军纵队，循山上道路攀登瑶山（即老山界），向北而去。其后卫的掩护阵地，选择甚佳，逐次层层抵抗，不易接近”。一支国民党军追击时，遭到红军伏击，损失颇大，“除官兵有相当的伤亡外，其团的卫生药品及金柜尽行丢掉”。红军阻击得手后，立即撤退。
另一支国民党军桂系部队总算在老山界追上了红军，却发现“上山的道路很陡，而且仅有一条道路上山，此外均不能通行”。红军在山上扼守，桂军不易接近，无法攻上山，只能利用树木和石头作掩护与红军对峙，互相射击。尽管国民党追兵相比红军的阻击兵力大大占优，但因老山界的地形限制，大部队无法一齐进攻，后到的部队也无法参加战斗，最后，国民党军直到不再听到红军的枪声，才发觉红军已经撤退，这会儿再登上老山界，早已追之不及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山界是经历湘江血战后疲惫不堪的红军的“救命山”。正是这一带的崇山峻岭，阻挡了国民党的追兵，保护了红军。
通道转兵，兵转道通
凭着惊人的勇气与毅力，红军彻夜行军，最终胜利越过老山界。
与后来红军攀越的高山相比，老山界并不算高，但其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对红军构成严峻挑战。1934年12月5日下午，红军到达塘洞和源头（今属资源县），当地群众得知红军竟是从老山界下来，无不惊佩，称赞其为神兵天降。更令人惊讶的是，“红军在高山上……不断的行军，而没有多少掉队落伍的兵夫（卫生部的病员都到齐了）”（陈云语）。这一方面说明，作为一支革命军队，红军的凝聚力是当时国内的旧军队所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红军意识到了前期行军中出现的问题，在不断修正这些问题。面对老山界的险峻地形，12月4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缩小军团、师直及后勤机关，将编余人员充实到作战部队，同时对笨重的辎重物资、文件、行李等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不必要的东西统统销毁、丢掉。经过这次轻装，红军行军轻快多了。
然而，翻越老山界并不意味着中央红军已经摆脱了危机。当时，红军的西进仍然只是一个战术机动，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战略方向不曾改变。在红军继续沿着湘、桂边界一带西进的情况下，敌“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命令第1兵团7个师以一部置于城步，主力集结于绥宁，第2兵团8个师外加部分兵力，经由洪江（编注：隶属湖南）迅速出湖南会同、靖县（今靖州），妄图配合黔军、桂军，围歼红军于湘、桂、黔边一带。桂军除命第1追击队的2个师在红军侧后尾追外，又命第2追击队的2个师中的第19师抢先进驻龙胜、第24师进驻义宁（隶属广西）。随后2天，红军与国民党军展开战斗，将敌人击退，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顺利通过桂、湘边界一带，于12月11日进至通道、下乡（编注：隶属湖南通道）、长安堡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占领了通道县城。
这时，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靖县（今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这几个县都处在湖南西南部，如同一个直角三角形一样揳入广西、贵州两省之间，完全堵住了红军从通道北上的去路。国民党军还依仗自己的优势兵力，以“追剿”军第1兵团“向临口、通道方向寻觅红军主力截剿”，另一部进驻绥宁策应，第2兵团先头部队已抵洪江，周浑元部续向洪江前进。此外，桂军到达红军南侧的桂东北龙胜一带，处在红军西侧的黔军也已开到贵州东南边界，在从北往南的锦屏、黎平（编注：两地均位于贵州东南）一线设防。而帮助红军迟滞追兵的老山界横亘在红军身后（东侧），红军毫无退路可言。这种情况下，若按原计划北出湘西，红军势必会与五六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正面交锋，届时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通道转兵纪念馆标志性“五雕像”，左起依次为：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资料图片）
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从当时各路敌军的布置看，黔军最弱，其武器装备较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内部派系众多，战斗力低下。红军可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争取主动。12月12日，红军在通道举行临时会议，参会者有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虽然李德仍顽固坚持向红2、红6军团的方向北进，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周恩来同毛泽东站在一起。会议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刘伯承元帅后来回忆长征时表示，这一转向贵州的决策，是“毛主席挽救了红军”。（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