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习主席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优秀军事传统文化由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的军事实践和理论成果汇聚而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军事文化自信的重要根源。这其中，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学智慧，无疑是中华优秀军事传统文化桂冠上的璀璨明珠。几千年来，在不同历史阶段与战争环境下，人们总能从那深刻凝练的文字中，发掘出具有强大穿透力的思想光芒，成就一个个经典战例。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要求我们有大智慧、大视野、大战略，需要我们走进千年兵学的智慧殿堂，汲取历史营养，进而将其转化为奋斗强军的思想文化优势。从本期开始，本版开设“兵学撷珍”栏目，向广大官兵介绍传统兵学思想精华。
迎着时代浪潮读《孙子兵法》
■李炳彦
作者小记 李炳彦，解放军报社原高级编辑、军事谋略学专家。1965年2月入伍，曾获全军首届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第三届韬奋新闻奖。著有《三十六计新编》《兵家权谋》《军事谋略学》《孙子谋略新论》《新军事变革与军事谋略》等10多部专著，在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已经拉开。
这次大变局怎样变，朝哪个方向变？如何在大变局的过程中，引领时代潮流，战胜各种挑战，乘势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入研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可以给我们一些思想的启迪。
一切划时代的军事理论产生，首先要回答和解决时代的重大课题；学习《孙子兵法》，需要先弄清这部经典问世的时代背景。
人类历史是由一系列变革的“周期圈”构成的。这些周期圈包括：科技变革周期圈、社会政治变革周期圈、经济变革周期圈、思想文化变革周期圈、军事变革周期圈、国际战略格局变革周期圈等。它们都有“发生―发展―高潮―迭落”的过程，但过程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尽相同。当多个变革周期圈的“发展―高潮”阶段重叠时，人类社会就会呈现出空前巨大的创造力。今天，人类正处在多种变革洪流交汇的历史阶段。
《孙子兵法》问世于中国的春秋后期，也是一个多种变革洪流交汇的大变局时代：技术上是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变革；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上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军事上是车战向步骑兵作战变革，军事思想冲破周礼“礼义之兵”的约束，向反映战争本质的“权谋之兵”变革；从战略格局讲，表现出春秋时期五霸相继出现的“一极化”，到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多极化”的变革；思想文化上是著名的“百家争鸣”。那个年代，风云际会、英才辈出，改革图强、攻伐兼并，合纵连横、纵横捭阖，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孙子兵法》正是在此种环境下催生出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变革的丰碑。它的意义在于创新了一整套表达新思想的科学概念体系，建立起一个跨越时空的军事新学科——划时代的中国军事谋略学。
《孙子兵法》十三篇，谋略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书中提出的战略设计的逻辑与路径，战争准备的节约化原则，“上兵伐谋”“胜于无形”的智战观，“先胜而后求战”“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权原则，“治心”“治气”“治力”“治变”的认知战原理，“上智用间”“知彼知己”的制胜法门等，多维度彰显孙子谋略思想的光辉，在今天仍有拨云见日的指导意义。可以说，研读《孙子兵法》，把握军事谋略开发、创造和运用，就找到了东方兵学的真谛和制胜机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孙子谋略的理解，必须从一般的个人处世小认知，升华到科学理论的认同，确立一个大谋略观。
我在研究军事谋略学中，对东西方军事文化进行比较，曾提出“东方兵学重谋略”的观点。谋略并非忽视技术，相反，谋略要不断吸纳新的科学技术能量，用于创新制胜方略。《汉书·艺文志》把中国古代兵学分为四大门类，即“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所谓“兵权谋”，就是今天讲的军事谋略。《孙子兵法》开“兵权谋”之先河，是“兵权谋”诸多著述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对“兵权谋”的定义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见，“兵权谋”是治平之学、经世之说，具有博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汉代经学家刘向，在他著的《说苑》一书中指出：“谋有两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之谋，是指战略层面的谋略；知事之谋，属于战术层面的谋略。无论战略层面还是战术层面的谋略，都首先需要深远的预见力、洞察力，需要大谋略观。
正是基于孙子的大谋略观，我从学科建设出发，对“谋略”理解为：在人与人（包括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竞争对抗活动中，决策者预测未来、把握势机、修道保法、趋利避害、统筹策划的过程和智慧结晶。
《孙子兵法》所代表的“兵权谋”理论，实际上也蕴含有那个时代儒、道两家的优秀思想。影响中国社会发展最深的本土经典传统文化，有三大主流，即“儒、道、兵”（有说儒、释、道。作为佛教的释，是印度传来的）。三家皆提倡谋攻谋胜。儒家的价值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道家的价值观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思大谋方远，无欲德自高。我们研读孙子谋略，不能只停留于表层背诵名言警句、注释解读，而应当把“将德”“将道”修炼贯彻始终、让智慧渗透于家国情怀之中，努力达到“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的精神高地。
《孙子兵法》的革命意义，还在于其运用我国古代复杂系统哲学方法论，以大谋略观，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揭示了战争乃至人类一切竞争对抗活动的一般规律，并由此提出谋略筹划的基本法则。即：竞争对抗活动的利益驱动律，与谋略筹划的趋利避害法则；竞争对抗活动的“诡道”律，与谋略筹划的“不守常”法则；竞争对抗活动的博弈律，与谋略筹划的控制主动权法则；竞争对抗活动的优胜律，与谋略筹划的优化法则。
今天，我们面对的诸多社会发展、大国竞争与战争等问题，越来越复杂；由“混合战争”引发的“蝴蝶效应”，由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随时可现。我们需要运用蕴含复杂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孙子谋略，拓开走向未来之路。这也正是在应对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理论价值评定中，《孙子兵法》高于建立在牛顿力学方法和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的《战争论》之因。
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战争面貌还将不断刷新。现在是基于信息系统的精确战，下个阶段将是智能化战争；新军事革命本质上是军事认知领域里的革命，孙子谋略愈加显露出新的时代价值。
记得有一次，我去某军事院校讲课，有位同学提问，打非接触精确战，孙子谋略的作用是什么？我说，孙子谋略不可能提高导弹的精确度，却有益于导弹运用的正确性。战争不只是打得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打得对；作战指导不只是追求军事效益，更要讲经济政治效益；不只看有没有能力发动战争，更要看有没有能力在恰到好处时结束战争；那种赢得了战役失去了战略、赢得了战争失去了政略的教训，是战争指导上应当汲取的。对于非接触精确战而言，精确性很重要，这是技术问题；作战指导的正确性更重要，这是战略设计问题、是对谋略的运用问题。
这是一座智慧殿堂，让我们一起走进去，持续感悟博大精深的孙子谋略吧！
“百代谈兵之祖”
■李元鹏 李 文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了一座西汉墓葬。汉墓内出土的一批竹简，解开了一桩千古之谜：兵学圣典《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究竟是谁？
之所以有这样的“谜”，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位孙子—孙武与孙膑。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各有兵法传世。由于孙武是春秋末期吴王的客卿，孙膑在战国中期的齐国担任军师，因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孙武的兵法叫《吴孙子》，把孙膑的兵法叫《齐孙子》。《吴孙子》一直流传，通称《孙子兵法》。而《齐孙子》在曹操注《孙子兵法》中一字未提，在《隋书·经籍志》中也不见著录，可能在东汉时便已失传。
从宋代开始，对《孙子兵法》其人其书就有了争议。不少人认为，现存的《孙子兵法》可能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是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并非一个人的著作。由于《孙膑兵法》失传，上述疑案长期得不到解决。
银雀山汉墓的时间，相当于西汉武帝初年，距今2100多年。在墓中出土的竹简（包括残简）共4900多枚。这些竹简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大量古籍。其中整理出的《孙子兵法》竹简上，已发现的篇名和《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十三篇相同。
《孙子兵法》与失传两千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足以证明，现传的《孙子兵法》为孙武所作，从而解开了这一千古争论。
由此，我们可以正式地介绍孙武和其所著的《孙子兵法》了。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和孔子同时代，本姓田。其祖父田书为齐国将领，因作战有功，受封于乐安（今山东北部），并赐姓孙氏。因躲避战乱，孙武迁居南方吴国，在好友伍子胥的举荐下，向吴王阖闾进呈兵法十三篇。从此，孙武在吴国任将，为吴王训练军队，“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名显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他晚年退隐江湖，著《孙子兵法》传世。其军事思想备受中外军事家、政治家推崇，被誉为“兵圣”“东方兵学鼻祖”。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兵专著。全书仅6000余字，字字珠玑。在宋代，《孙子兵法》被列为官方颁行的《武经七书》之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其为“百代谈兵之祖”。可以说，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其实都是在《孙子兵法》设定好的框架内对其理论的丰富和补充。
《孙子兵法》中体现的军事思想与历史智慧，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有重要影响。《孙子兵法》开篇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武开宗明义，把战争看作是关系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体现了慎战、重战的战争观。
美国学者伯恩斯在《世界文明史》一书中指出，和其他文明不同，中华文明繁荣起来后再也没有中断过，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整体上没有成为一个侵略性的文明。而溯源这种战略文化特别是战争观的缘起，显然是受到了孙武及其《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影响。
“兵者，诡道也”，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人尽皆知的军事常识，但在孙武所在的春秋时期，喊出这样的话却是石破天惊的一件事。西周时期盛行“军礼”，强调对敌尚信而非诈，甚至认为只有双方都摆好阵势的战斗才叫“战”。这在客观上导致兵学发展受限，对如何赢得战争的思考，如同被封禁于笼中的飞鸟。到了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间斗争加剧。此时，孙武明确提出了“兵者，诡道也”及“兵以诈立”的思想，认为在战争中就是要虚虚实实地迷惑敌人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根据有利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打破了僵化教条的“军礼”思维束缚。这对后世军事家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公元前506年，孙武指挥吴国军队同楚国作战，就是运用“诡道”这一作战原则的一个战例。战前，因为吴国和楚国隔着一条汉江，吴国军队善于水战，楚军就把主要兵力用来防止吴国军队从水路上进攻。而孙武在进攻当中，却在半路上把空船停在江中，然后带着部队从陆地穿山越林，迅速包围了楚国国都郢附近的一个城市，引水灌城，出奇取胜，打进了楚都郢，创造了以3万军队在10天内打败楚军20万、夺下楚国国都的著名战例。
孙武提出了将帅在战前、战中必须掌握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做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总结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条战争中的重要规律。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一点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与此同时，《孙子兵法》充分反映了孙武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使其价值得以超越战场，对带有竞争性、对抗性的领域都具有一定指导性和启发性意义。
文化是流动的，优秀文化常常能够跨越国界、穿越时空。《孙子兵法》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读到《孙子兵法》中关于“慎战”的论述时感叹：“可惜20多年前没看到这本书。”至今，《孙子兵法》已被译成约3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显示出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