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每一次唱响都让人心潮激荡——
神圣旋律
■杨 玺
《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安眠在山灵水秀的“彩云之南”。
滇池之滨，西山山间，聂耳墓静静坐落在参天古树环抱中。墓园正前方，立着一座汉白玉聂耳雕像。他身披风衣，双眉微皱，仿佛又在构思新的作品。凝视墓碑上“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9个大字，我的耳边似乎又回响起那激昂旋律。
聂耳，1912年2月出生于昆明。成长在被列强欺凌的旧中国，目睹山河破碎和人民痛苦，他决心用音乐作为武器唤醒社会觉醒。他的音乐梦想，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走进墓旁的聂耳纪念馆，一把小提琴旧照吸引了我的目光。棕漆斑驳，面板微裂，琴颈有些磨损，但依然能看出琴的品质不俗。据聂耳日记记载，这是1931年，他在上海买的二手小提琴。讲解员介绍，聂耳在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用的正是这把小提琴。
1932年，聂耳与田汉在上海相识。田汉回忆：“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他是一个爱国者。”于是，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合作了《前进歌》《毕业歌》等佳作。在那个黑暗年代，这些作品如同划破夜空的闪电，照亮了人们奋勇战斗的路。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田汉埋头创作抗日救亡电影《风云儿女》，但刚写出故事梗概就不幸被捕。接续创作的夏衍来找编导孙师毅，正好遇到聂耳。
聂耳强烈要求：“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作曲交给我，我干。”没等夏衍开口，聂耳就紧紧握住他的手，又重复了一遍：“我干！交给我。”最后，聂耳还加了一句：“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拿到歌词，聂耳如获至宝，满怀激情地开始了创作。他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在作曲过程中，聂耳根据旋律特点，把原词末尾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田汉评价道。
不畏强暴、无惧牺牲，为挽救民族危亡，前进，前进！这几个音节看似简单，却正表达了抗战军民的心声。在后续修改中，聂耳又将“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中国民族”改为“中华民族”。一字之改，意义升华。
田汉和聂耳两位伟大的艺术家，以笔为刀，以曲为号，谱写了永恒的经典。自《风云儿女》公映后，《义勇军进行曲》迅速流传开来，奏响挽救民族危机的最强音。
新生的进行曲，如一条大河冲破冰封的严寒，如滚滚春雷打破山河的宁静。
“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文化名家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写道：“在沿途各地逗留时，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跟丰子恺的记述相呼应的，是著名记者爱泼斯坦的回忆。1938年，台儿庄大捷，他目睹中国官兵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军炮火冲锋的情景，深受震撼。他写道：“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
《义勇军进行曲》还突破国界，被更多人唱响。在缅甸，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军歌，士兵们在训练和作战中高唱此曲以凝聚士气。马来西亚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将其改编为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凯旋的曲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开国大典，《义勇军进行曲》那雄壮的旋律，在天安门广场响起。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的神圣旋律。无论战争年代抑或和平时期，无论山高水远抑或顺畅坦途，无论在何时何地唱起，它总能震撼人心，总会带来力量。这便是历久弥新的艺术经典，这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基因。
《义勇军进行曲》手稿、万里长城、抗日救亡运动和田汉写下的祭奠诗……细细浏览聂耳墓后那气势磅礴的大型浮雕墙，一幕幕画面，撞击着心灵。聂耳墓园，形如月琴。墓前依次摆着隐喻音阶的7个环形花环。秋风簌簌，搅动丛林树叶沙沙作响。告别西山之际，我再次回眸，只见墓前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红得醒目耀眼。熟悉的旋律又一次在我耳畔响起，天地间，仿佛正有金色的音符在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