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与石

■贾 永

井冈山茅坪，有一奇观：一株高大的枫树，从青灰色巨石的裂缝里顶出来。不是石抱树，也不是树抱石，而是树在石头里面扎下了根，把石头撑得鼓胀、开裂。

当地人叫它“枫石”。

初见此树，是10年前的深秋。满树红叶似火，那块被撑裂的岩石沉默如铁。树与岩相拥，火与铁相抗。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经常坐在枫树下看书、思考。他说：我们闹革命，现在力量虽然弱小，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撑破蒋介石反动政府这块大石头。

这不是比喻，是预言。

枫树的背后，就是八角楼。那盏只有一根灯芯的油灯，灯火瘦小如豆，却把一支军队的前路，照得越来越宽。

灯是思想的根，在黑暗里向下扎；树是信仰的干，在重压下向上顶。一根灯芯，一棵枫树，一座小楼，共同完成了一个隐喻：微弱的光，也能穿透漫漫长夜；细小的芽，也能顶裂千钧磐石。

然而，石头不是一天裂开的。在顶破岩层之前，那些根须早已在地下千回百折。

1930年7月，红3军团攻打长沙，何长工指挥的红8军率先攻入城内，解救了一大批关押在狱中即将被杀害的同志。有战友劝何长工趁机接出近在华容的妻儿，他没有答应。这年，反动军阀何键实行残忍的反革命报复，将他一家30余口杀害。当时，他的长子才满5岁，幼子刚刚3岁。

后来，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消息，把噩耗告诉了他。何长工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为革命牺牲全家亲人的不只我一个，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我们要努力战斗，奋勇杀敌，为亲人和天下的穷苦人民报仇！”

枫树无言。我想，在它的细密年轮里，1930年的那一圈，一定刻得最深——深深印刻着两个孩子的姓名，与一位父亲转身走向战场的背影。

1931年3月的一天，一封皱皱巴巴的信件，辗转送到长沙一位名叫李志强的年轻母亲手中。她拆开信封，竟是两页无字的白纸——那一刻，李志强颤抖的手几乎捏不住那两张薄纸。

写信的人叫陈毅安，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毕业生，22岁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黄洋界保卫战中，他指挥炮手以仅存的一颗炮弹命中敌军指挥所。回乡养伤期间，他与相恋多年的爱人李志强成婚。重返井冈山前，他和妻子约定：“我把信封提前写好，一旦战死，战友们就会替我发出一封无字书。”

无字，是因为有太多的话道不尽；无字，是因为所有的牵挂，都化作了黄洋界上那一声震彻山谷的炮响。

枫树的年轮里，藏着陈毅安写给妻子的54封家书与一封无字的诀别书。那些字句曾在油灯下被反复摩挲；而那两张白纸，却让一个年轻的母亲在春寒中几乎一夜白头。

那封无字书，该叠放在枫树的哪一圈年轮？大概是最密、最暗的那一圈——那里藏着太多来不及说出的话，太多未能实现的相逢。

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持续了2年零4个月的井冈山斗争，4.8万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如今，镌刻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堂吊唁大厅里的英名，仅有15744人。余下的3万多忠魂，连姓名都未曾留下。

有名者刻在碑上，无名者长进土里。碑是封面，土是正文。

那时的红军战士，虽以红米饭、南瓜汤为粮，歌声中始终昂扬乐观：“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当物质被压缩到极限，精神却往高处走、根往深处扎。

如今，直指天空的枫树早已经几倍于八角楼的高度。那块被它顶裂的巨石，裂口愈发宽大，像一张终于松动的嘴，欲说还休，始终沉默。

每到秋冬，枫叶落入石缝，来年化作春泥，滋养新的根脉。那些牺牲者的热血，也早已渗入这片红色的土地，被根脉吸收，长成了寒秋中最红的叶子。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写道：“它看起来不像一支军队，但它就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萌芽。” 她写的是一支队伍，可我总觉得，她写的也是这棵树——它以生命年轮记录一支军队的成长；看似无言，却以顶裂巨石的沉默，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这个春天，当我再次站在这棵枫树下，终于读懂了毛泽东当年那番话背后的分量。

“撑破”，不是一次性剧烈的爆破，而是日复一日的生长。八角楼前的大枫树以它百年风姿告诉我们：再弱小的种子，只要有根脉，就能蓬勃生长；面对再沉重的压迫，只要一寸一寸向上顶，也终会迎来岩石松动的那一天。

那些化作春泥的红叶、那些无字家书的白纸，还有那些倒在红土地上的年轻生命，从未消逝。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着，依然不屈地顶向这块巨石。

石破天惊，有时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棵树，以扎根生长的沉默，把坚硬的石头顶开了裂缝。然后，阳光从那里一点一点漏进来。

所有的力量，都是从深深扎根开始的；所有的伟大，都源于那份倔强——就像井冈山上的这棵枫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