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金走笔
■程文胜
照金，隶属陕西铜川，地处桥山山脉南端，是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如今的黄土高坡，植被茂密，把群山装点得一片翠绿。
走进照金，我首先感受到一缕缕凉爽的清风。即便烈日当空，只要置身于树荫、檐下，风过处，便能感受到小河流水般的舒爽和清凉。
照金大地有着浓郁的红色历史气息。照金被誉为西北革命摇篮，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照金精神”即发轫于此。
一
照金的丹霞地貌，源于中生代侏罗纪至新生代第三纪沉积形成的红色岩系，经地壳抬升，受流水侵蚀、风化剥蚀和重力崩塌等外力作用而共同塑造形成。据说，北宋画家范宽传世名作《溪山行旅图》，描绘的便是照金一带的山岳风光。
照金薛家寨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驻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开展游击战争。
走进薛家寨，迎面便耸立一道绝壁，山高约1500米，山顶树林茂密，山腰微凸而光滑，不见一丛杂草，隐隐泛出青紫之光。要上山须徒步进后山，拾级而上。行至山脚，转身回望，远处与此山相望的也是一道悬崖绝壁，名为龙家寨。当年，国民党军独立旅旅长刘文伯的特务团占领此寨，与薛家寨形成对峙局面。两寨相距仅数千米，却因地势险峻，枪弹射程受限而彼此相望不能相克。
乘缆车上山，但见重峦叠嶂，密林如海。山寨形似葫芦，东南西三面皆为悬崖绝壁，地势雄奇，易守难攻。
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当时，2团仅有200余人、150支枪，且第26军仅有军的番号，没有军、师建制。之所以对外宣称2团，是为迷惑敌人，使之误判我军还另有1团和3团、力量足够强大。
1933年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正式建成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党政领导机关迁驻薛家寨。3月，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兼政委。在他们的带领下，红军战士在4个岩洞中分别设立了红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仓库等。此地渐成陕甘边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我原以为岩洞必定口小洞深而腹阔。抵近红军一号寨洞细看，才知道它严格说来算不得洞。它没有常见的或纵横交错或深邃密闭的洞穴，乍看之下，仿佛从崖壁向内挖出了一片空地，宽处四五十米，窄处仅容两人侧身交错而过。
岩洞虽藏于山巅林茂之处，但敌人近在咫尺，危机四伏。为防范敌人偷袭，缺枪没炮的红军战士用石块垒起齐腰高的围堰掩体，并将树干掏空，涂上墨汁，假装土炮。寨子沿途则筑建了寨楼、堞墙、战壕、哨卡、碉堡、吊桥等。假炮分布在各要塞，俨然真炮，威风凛凛。这种“土炮”以假乱真，竟令敌军深信不疑，很长时间未敢越雷池半步。
据史料载，薛家寨的4个岩洞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修械所的工匠最多时有六七十人，可以修理枪支，生产子弹、手榴弹和地雷；红军医院有用偏方治枪伤的民间医生；被服厂有三四名女工，能裁剪制作被装；仓库囤积的物资则让官兵挺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
战斗突然打响！1933年9月中下旬，敌民团武装趁红军主力外线作战之际，从四面夹攻薛家寨。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组织红军战士反击，在率队追击溃敌时，中敌埋伏，英勇牺牲，时年30岁。
10月13日，国民党军向薛家寨发动炮火攻击。边区领导机关率留守的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共200余人奔向各处关隘，全力扼守，接连几天挫败敌人的进攻。
见久攻不下，敌特务团100多人由叛匪陈克敏带路，趁夜色从后山进入寨内并四散埋伏。拂晓，敌突发袭击，攻破我前沿阵地。边区党政军领导和游击队员以白布为绳，从东边悬崖垂降下山，突围撤离。薛家寨陷落敌手。
1934年秋，红军和游击队主力返回照金，全面恢复并巩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
从薛家寨出来，落日熔金，霞光四溢。回望丹霞绝壁，挺拔峻峭，绵延不绝。我忽然想到，如今我们登临山顶，满目山色秀丽，美不胜收；然而，对当年的红军而言，每次上山却是沿着崎岖险峻小道，手攀脚踩，每一步都凶险艰难。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他们如何能在这绝境中，撑起一方天地？
二
照金著名的革命遗址还有陈家坡，位于薛家寨东南2公里的北梁村。
来到陈家坡，我首先被一株树龄约200年的山杨树所震撼。这棵山杨树，树干粗壮，需两三人合抱，树皮粗糙，犹如裂隙满身的岩石。树冠并不阔大，一根根虬龙样的树枝，吐出一叶叶苍翠，显示蓬勃生机。我在树下的石桌边坐下，思绪不禁飘向当年陈家坡会议召开的历史时刻。
1933年6月，时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红26军政委的杜衡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开辟苏区。部队进至渭南、华县、洛南一带，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终遭失败。100余名红军官兵血洒疆场。
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在西安东大街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行踪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侦悉。脱离部队的杜衡被捕，旋即叛变。
由此，陕西党团组织被严重破坏，一度与中央失联，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猖狂，调集重兵加紧“围剿”照金苏区。
值此危难之际，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来自渭北根据地的红4团相继进入照金苏区。当时，3支队伍各自为战，互不统属。大敌当前，如何建立统一领导、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如何坚守陕甘边根据地，生死攸关的抉择，已不容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有丝毫迟疑。
危急关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定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扭转局面。
山杨树下，一盏马灯置于石磨盘上。会议从下午4点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升起。
会议由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负责人秦武山和习仲勋分别主持。参加者有红4团、耀县游击队的领导等10余人。
会议最终作出决议：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红4团、耀县游击队等各支游击队）；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由此，陕甘边革命形势好转。
走进陈家坡会议旧址，广场正中间的红色马灯雕塑格外醒目。当年，陈家坡会议石磨盘上的马灯，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走出黑暗，走向胜利。
陈家坡会议是一次恢复与扩大红26军的关键性会议。得知会议情况后，刘志丹很高兴，说：“这下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排除了错误的主张，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西北革命发展的历史，证明了陈家坡会议的重要作用。习仲勋同志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实践证明，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定下了到陕北落脚的决心。
我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看到了当年报纸的复仿件。大字标题：“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文中“刘子丹”即刘志丹，在陕北方言中，“子”与“志”发音相近。
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照金苏区积累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宝贵经验，创造了非凡的业绩。苏区的领导人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适时将根据地中心转移至南梁，发展壮大，最终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作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之一，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参观出来，我在刘志丹、 谢子长、习仲勋雕像前站了许久。
1935年9月，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
3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有两位英年早逝。谢子长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积劳成疾，终因伤病恶化，于1935年2月21日在陕西省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刘志丹，1936年4月14日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作为历经劫难和革命烽火洗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习仲勋同志重返革命岗位后，立即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转战南北，亲历了新中国的诞生，为国家建设与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前，我环顾四周，广场前方，巨大的红星雕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纪念碑巍峨耸立，更映衬出群山的苍翠葱郁；纪念馆旁，绿树成荫，繁花吐蕊。夏日的微风轻轻拂过，带来清新凉爽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