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完成的归队
■贾 永
位于云南省威信县的禹王宫。1935年2月10日，根据扎西会议创建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中革军委在此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周恩来作动员讲话。
徐策（1902-1935），1935年2月任中共川南特委书记和川南游击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7月牺牲。此为后人绘制的复原画像。
余泽鸿（1903-1935），1935年2月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部长；7月，任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1935年12月牺牲。资料图片
左下图：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白塔山烈士陵园的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纪念碑群雕。
1935年初，扎西整编后，数百名红军将士为掩护主力部队北上，奉命留在川滇黔地区。怀揣“完成任务就归队”的信念，这支孤军身陷重围，在深山绝境中浴血战斗10余年。
徐策、余泽鸿等指战员前仆后继，至死未能归队。他们用生命践行信仰，在长征史上写下悲壮一页。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缅怀英烈，更要传承这份赤胆忠诚。
——编 者
1935年初春，云南省威信县城附近的山路上，印着两行深浅交错的草鞋印。
一行向东，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通向赤水河河谷。那是刚刚完成扎西整编的中央红军主力留下的。3万将士士气如虹，一步一步，都向着冲出重围的方向。
另一行朝北，断断续续，稀疏零落，一头扎进川滇交界的茫茫深山。那是奉命留下来的数百名官兵——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担负在敌后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任务。山路越往里越窄，浅浅的草鞋印很快被腐叶和春雨层层覆盖，再也寻不见踪迹。
一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春节刚过，山间残雪已经次第消融。
一渡赤水后，2月5日到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作出重大决定：回兵黔北，再渡赤水，重占遵义。中央红军由30个团改编为17个团。
这是一次断腕求生的重塑。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精简，充实到战斗一线。与此同时，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川南游击纵队，伪装主力，深入敌后，牵制追兵，掩护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突围北上。徐策受命担任特委书记和纵队政治委员。
徐策早年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到训育主任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影响。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徐策进入中央苏区；1933年，任红3军团第6师政委。
经中央批准，与徐策一同留下来的，还有特委宣传部部长余泽鸿、纵队参谋长刘干臣。余泽鸿曾担任过中央苏区宁都、南广、建宁3个中心县的县委书记，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被降职。刘干臣曾任军委直属新编师师长，长征途中，一直负责收容伤病员和掉队官兵，在战斗中右臂受伤致残。
纵队司令员由四川叙永籍的王逸涛担任。王逸涛是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后回乡拉起一支地方武装。中央红军到达扎西时，他率部前来会合。考虑到他熟悉当地情况，中央对他委以重任。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由红3军团第6师部分官兵和当地游击队共同组成。红6师是一支从平江起义战火硝烟中走出的部队，以作风顽强、能征善战闻名。然而，这支背负着沉重使命的队伍，突然迎来始料不及的剧痛——2月7日，红6师师长曹德清旧伤复发，高烧不退，病逝在行军途中，年仅26岁。战友们流着眼泪将师长掩埋在深山里。坟头没有墓碑，只有几捧新土，无声地融入了茫茫林海。
分别之际，徐策久久望着主力红军远去的方向——那里有和他并肩征战数年的战友，有他熟悉的番号和建制，还藏着他“完成任务就归队”的念想。
山风从他们身边穿过，战马的嘶鸣渐渐消散在河谷深处。
余泽鸿沉默了片刻，低声道：“走吧。替曹师长走完，也替主力扛住身后的追兵。”
远处枪声隐约可闻。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一条路？
二
路，一天比一天更难。
敌人重重围困。孤军留在川滇黔交界处，徐策预想过前路众多的危险与困难——无衣、无粮、无药、无援。却不曾想到，最大的危险，竟然来自内部。
王逸涛的叛变，是积渐所至。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因军阀习气严重而受到惩罚。主力红军北上后，眼看着队伍被围困在深山之中，衣食无着，日子比井冈山斗争时还要艰难，王逸涛的信念像被冷水浇过的残烛，一点一点地摇晃、熄灭。
就在这时，国民党抓捕了他怀孕的妻子，以性命威逼。加之身为士绅的岳父从中劝降，王逸涛彻底动摇。1935年5月的一个夜晚，他带着亲信离队，还假意写信哄骗徐策，说他处理完家事便归队。暗地里，他将川滇黔红军全部秘密山道、隐蔽岩洞、地下交通站、党员联络名单、伤员安置点，尽数出卖给敌人。
国民党封他为“川南招抚特派员”，命他带队进山，“搜剿”游击队。王逸涛诡计多端，心狠手辣，深知在深山密林中搜寻游击队，无异于大海捞针，于是，他给国民党出谋划策，村村设卡、户户连坐。自此，乌蒙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人地生疏的红军游击队，再无安全藏身之地。
1935年7月上旬，川南游击纵队与黔北游击队会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徐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凤光任副政治委员，曾春鉴任参谋长，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支队6个大队，刘干臣被任命为第一支队支队长。
7月13日拂晓，威信县观音塘长官司。
浓雾吞没了整片松林，看不见山的轮廓，只有林间几声零星的鸟鸣。徐策带队趁浓雾行军，全然不知敌人已经依据王逸涛的情报，在四面山头布下重兵。
第一声枪响从东面炸开，紧接着西、南、北三面机枪齐鸣。密集的子弹穿透厚重的晨雾，砸进松树树干。青黄的松针簌簌飘落，像一场落不尽的雨。松针底下，滚烫的血从战士们倒下的身体里渗出来。
张凤光当场牺牲，代理参谋长陈宏重伤被俘。徐策先是腹部中弹，大腿又接着再添一处枪伤。他单膝跪倒在地，右手死死攥着手枪，左手撑在浸透血色的松针上。
余泽鸿带人将敌人的包围圈撕开一处缺口，回身就要背他撤离。
徐策满脸血污，唯有一双眼睛清亮沉静。他把枪托砸向地面：“不要管我。”
余泽鸿不肯挪步。
徐策加重力道再砸：“保存队伍，将来寻机追赶主力——快走！快！”
余泽鸿伸手欲拉。徐策把枪托抵住地面，声音不大，却字字如钉：“这是命令！”
余泽鸿含泪转身，带着剩余的战士冲进茫茫大雾。
身后，追兵的嘶吼渐渐远去，枪声渐次消散。身负重伤的徐策奋力阻敌，最终壮烈牺牲。
敌人割下80余位烈士的头颅沿街示众。徐策的头颅被悬挂在松树高处。
徐策牺牲的那一天，中央红军已翻过夹金山。这一切，徐策无从知晓。他只知道战友们正在奔赴胜利——这便足够。
三
徐策的鲜血染红松林深处的第二天，1935年7月14日，威信县罗布乡簸箕坝，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余泽鸿接过特委书记和纵队政委的重担，与司令员刘干臣并肩，率领这支孤军继续斗争。
余泽鸿，四川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创始人之一。这个曾参与领导五卅运动、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川南人，即使在深山岩洞之中，也把马列著作带在身上，用沙哑的嗓音给战士们讲时局、讲信仰、讲将来一定会到来的胜利。
这年8月，游击纵队攻占贵州赫章县城，又接连拿下安宁桥、分水岭等10余个城镇。每到一处，他们开仓放粮，救济百姓。余泽鸿撰写标语，发动群众，队伍迅速发展到千余人。那是这支孤军最亮的一段日子，仿佛黑暗里突然划亮了一根火柴。
国民党视余泽鸿为“川南心腹大患”，悬赏重金缉拿。敌人6次查抄他在四川长宁的老家，见未能动摇他分毫，便将他的14名亲属投入监牢，其中3人被折磨致死。
噩耗，一次次传上山。洞外，风声如泣。洞内，余泽鸿一言不发，独坐整夜，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1935年12月15日深夜，四川江安县碗厂坡。
敌人重兵围住了余泽鸿带领的小分队。弹尽粮绝，突围受阻。子弹耗尽便拼刺刀，刺刀折断便投掷石块，身边的战友接连倒下。追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余泽鸿从怀中摸出一支钢笔。
从上海到苏区，从长征路再到深山岩洞，这支钢笔陪他走了一路，也写了一路。此刻，墨水早已用尽，只剩下空空的笔管。
夜幕沉沉。看不清笔杆上的刻字，他却精准地摸到了自己名字——然后在“余泽鸿”三字旁，刻下一个新字：归。
归队的“归”。
刻完，他将钢笔藏进岩壁缝隙，举起手枪，毅然向着敌人猛冲过去。
一声枪响，像一块石头砸进深潭，震荡山谷。突围的战士骤然停下脚步。他们知道——两任政委，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大山之中。
当地百姓冒死收殓烈士遗体下葬。敌人闻讯掘开坟墓，拖拽遗体游街。
一腔热血，洒尽山野。一身气节，万古不灭。
后来，搜山的村民在石缝中发现了那支钢笔，几经流传，最终不幸遗失。唯有川南当地老人代代相传：那支钢笔上，刻着四个字——余泽鸿，归。
余泽鸿牺牲的那一天，他的战友们已经到达陕北。两天后，瓦窑堡会议召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确立，中国革命翻开新的一页。
这一切，余泽鸿无从知晓。
那一天，离他33岁的生日，还有2个月。
四
那声枪响之后，山谷归于死寂。
刘干臣从岩缝中拔出那面弹痕累累的红旗，用仅剩的左手，一寸一寸，将旗杆攥紧。旗面已经残破，被山风撕扯得呼呼作响。他对战友们说：“曹师长、徐政委、余主任把命留在了川滇黔边界。再苦再难，这面旗，不能倒。”
转战川南。兴文县踏水桥，寒冬腊月，河水刺骨。当地反动民团从三面合围，枪声骤起。刘干臣率部突围，一颗子弹打进他的右腿，骨头碎了。后面是追兵，前面是战友。他猛地推开要背他的警卫员，用独臂撑起身体，把枪口对准了来路。“走！”他吼道，“我在这儿等着他们。”
战士们含泪冲过桥面。刘干臣靠在青石上，单手举枪，直到子弹打光。反动民团围上来时，只见他仍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血顺着石板流进桥下的河，把河水染得暗红。敌人呆住了——他们看见他倚在石头上，眼睛还睁着，自始至终没有后退半步……
这一天是1935年12月27日，农历腊月初二。
从早春到初冬，仅仅10个月，曹德清、徐策、余泽鸿、刘干臣，一路征战而来的4位指挥员，全部倒在了大山深处。
纵队到了最为危急的关头。第二支队政委龙厚生接任司令员，与参谋长刘复初收拢残部，继续在三省边界抗击敌人。1937年初，国民党川滇黔三省军队联合“会剿”红军，龙厚生等骨干全部战死。刘复初不幸被俘。电台在战火中被损毁，与中央的最后一丝联系，彻底断了。
没有指令，没有归期。他们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严正交涉，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最后一任参谋长刘复初被营救出狱，回到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
刘复初归队了——他带来的，不只是自己的九死一生，还有战友的生死故事。而他的那些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战友，终其一生，也没有完成归队。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的消息像一片迟到的秋叶，辗转飘进深山。几个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齐聚松林，久久沉默。有人哭了，哭声被山风卷向远方。
10年了。当年在扎西与主力红军分别时的数百名将士，有的战死，有的遇害，有的冻饿而亡，在十倍乃至百倍敌人的围困中次第凋零。只剩下殷禄才率领的云南游击支队，还在乌蒙深山中苦苦支撑。
殷禄才，云南威信人，绰号“殷骡子”。1935年，他拉起了一支地方武装；1936年入党，接受川滇黔边区特委改编，组建云南红军游击支队。他不懂什么高深的战术，却懂得土地和农民的重要。他摸索出劳武结合、屯田游击的战法——白天种地，晚上打仗，队伍深深扎在百姓中间。
1947年3月，早春的寒气尚未散尽，国民党军整编第79师联合云贵川24县反动民团，对游击支队发动梳篦式“围剿”。
殷禄才率部浴血月余，粮食弹药耗尽，最终被困于威信三锅桩山林。政委陈华久中弹牺牲。殷禄才退到一道崖壁前，枪里只剩下一颗子弹。35岁的殷禄才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山林，把枪口抵住自己的太阳穴。枪响时，山间的杜鹃花开得像血。
后来，他的妻儿，他的姐姐，也相继惨死在敌人屠刀下。
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最后一支成建制的队伍，在杜鹃花开的时节，走向凋零。
3个月后，千里之外，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黄河的浪涛声震天动地，而乌蒙山深处的杜鹃，已经谢了。
万里征程人未还。游击纵队的花名册上，那数百个名字，年年都在等待同一个口令。
大山沉默。风穿过松林，沙沙作响，像是替那些永远年轻的红军战士，答了一声——
“到！”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周永昊
技术支持：李连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