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门板

一块门板

■张丽丽

多年前，我被抽调到灌阳县委党史办，参与编修一本红军过灌阳的史料集。翻了半年资料，进度总体顺利，没想到却卡在一块门板上。档案里只有一行字：1934年冬，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献门板一块，用于架设灌江浮桥。门板多大、什么木料、后来去了哪儿，这些信息都没有。

主任说，其他条目都齐了，这一条空着不行。于是我去了水车村。

翟明福69岁，是翟顺修的孙子。他在村口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

老屋还在，土墙，木门。门板矮了一截，底下垫着两块石头。翟明福说，这块门板是后来配的；原来那块，被爷爷扛去架桥了。爷爷常说，那年头，老百姓见了兵就怕。白军来过一回，骑着马、扛着枪，把百姓家的米搬走了，连下蛋的鸡也抓走了。爷爷拦了一下，被一枪托砸在脸上。

1934年冬，红军队伍从北边过来。村里人不明底细，都躲进了山。当时，家里两岁的孩子发着高烧。爷爷下山抓药，撞上了队伍。

他掉头要走，被一个战士叫住。战士问起孩子的病，回身叫来了军医。军医跟着他，背着药箱进屋，看病、拿药，不要钱。第二天，孩子退烧了。

爷爷感念军医救娃的恩情，见队伍里有伤员需要安置，便主动腾出屋子。先后有6个红军伤员住进他家养伤。奶奶给他们换药、做饭。伤员叫他“老乡”，他说：“别叫老乡，叫老翟。”

过了几天，江边来了队伍，要架浮桥，木板不够。爷爷先拆了桌子，还不够。他在门口站了很久，回屋拿了工具，把自家门板卸了下来。奶奶站在空门框前，风从那儿穿进屋，又穿回去。她抹了把眼睛，转身进了屋。

队伍开拔那天，一个战士把一床棉被塞到爷爷怀里。爷爷不肯要。战士说：“天冷，给娃盖。”爷爷抱着被子站在门口，半天没说出话。

我问：“那床被子还在吗？”翟明福说：“在县里的陈列馆。爷爷珍藏了40多年，1977年捐了出去。”

当年参加架桥的人，我还找到一位：张德胜，96岁，当年在江边打桩。老人耳朵背，说话已连不成句。他儿子给我放了一段10年前的录音。

录音里有杂音，老人说话慢。“钉子是我钉的。钉一下，我摸一下。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我怕把它敲坏了。”

“11月的江水冷。桩子要打到江底，人得下去扶。老翟也下去了，腿在抖，牙在磕，却不肯上来。”

“桥成了，先头部队先过。大部队等了3天，敌机炸了多少回，记不清了。江里的水，是红的。”

“第五天，人过来了，数不清。马也踩，炮车也碾，板子咯吱咯吱地响。没断。”

录音到这儿断了。张德胜的儿子说，父亲后来去找过那块板子，没找着。他还说，父亲常常坐在江边一言不发；问他想什么，他答：“听水。”

后来，我去了一趟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副馆长姓范，他先领我看了那床棉被。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展签上写着一行字：1934年冬，红军长征过水车村，赠村民翟顺修。

范副馆长又给我调出一份材料：1976年冬天，江里清淤，在河床上挖出过一块泡烂的木板。当时没人当回事，板子后来不知去向。材料后面附了一张照片。

我问：“有没有可能是翟顺修家的那块？”范副馆长说，说不准。那年冬天，前后挖出来的木料有17块，没人登记，也没人留下。他还说，那座桥上的板子有多少块，谁也说不清。

临走，他领我看了展厅。展墙正中写着一行字：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我说，被子的主人有名字，门板却对不上号。范副馆长半天没说话。后来他说，那座浮桥上，没有一块板子留下名字。

那本关于红军过灌阳的史料集出版后，我又去了一趟水车村。翟明福在门口劈柴。门框上贴着一张红纸，是新的。他说：“年年贴。奶奶走了以后，我自己贴。”他还说，爷爷每年冬天都要到江边坐一会儿。问他看什么，他说：“看水。”

我问：“爷爷是哪年走的？”他说：“1980年。”去世前，爷爷还讲过一句话——一块门板，能有多大的用？

他家老屋的门框还在，木纹很粗，修过两次。我伸手摸了一下门框，没敢多摸。

离开时，我朝那扇门敬了一个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