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舆论火炬
■贾永
长征路上，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随军转战。蜡纸、油墨、手滚油印机，与行军队伍一起翻山越岭。仗打到哪里，报纸就编印到哪里。这些带着油墨与硝烟气息的战地报刊，传递号令、记录战况、褒扬英雄、动员群众，成为长征途中凝聚军心士气、播撒革命主张的重要舆论阵地。
大军远征，舆论先行。长征出发前夕，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在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文中写道：“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文章虽未点明战略转移，却向全军揭示了斗争形势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化。许多亲历长征的老红军后来回忆，正是读了这篇社论，才读懂了斗争大局，踏上了远征之路。
山路行军，草鞋损耗极快。1934年11月14日，长征途中出版的第4期油印版《红星》报上，刊发主持编务的邓小平撰写的短文《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醒各级重视草鞋补给，减少战士赤脚行军、烂脚减员。
部队进入桂北群山，湘江之战骤然打响。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两岸连续血战。昼夜突围之际，采编刻印人员本身就是战斗员，《红星》报被迫中断出版。战前最后一期——1934年11月25日的第5期《红星》报，刊登了潇水前线捷报、行军纪律与群众工作通知。待部队突出重围、翻过越城岭，《红星》报才恢复出版，陆续刊发其他方向的胜利消息。
1935年1月3日，中央纵队渡过乌江。1月15日，遵义会议开幕当天，《红星》报刊发通讯《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详细介绍了毛正华等5名突击队员乘竹筏偷渡乌江、接应大部队的惊险经过，配发《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同一期的《红星》报，还发表社论《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 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同时刊登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毛泽东、朱德到会讲话的消息，以及红军战士与当地中学篮球队联欢的鲜活新闻。
1935年2月19日，长征途中出版的《红星》报第10期第2版，刊发《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正是通过这样一篇报道，把遵义会议精神，传递到基层部队。
二渡赤水、再夺遵义，中央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红星》报刊发《王家烈叫救命》，摘引贵州军阀王家烈向蒋介石求援电文，活灵活现地描绘了敌军士气崩溃的窘态，极大提振了红军官兵斗志。
《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主办的四开二版战地小报，紧贴基层官兵，紧贴战斗一线。1935年5月25日，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第二天，第184期《战士》报就刊登了题为《十七个强渡的英雄》的消息；第186期《战士》报，又登出了十七勇士的完整姓名。5月29日，红军飞夺泸定桥。5月30日的《红星》报刊发长篇通讯《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同时记载了红一团强渡大渡河和红四团飞夺泸定桥两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抵达陕北，专门寻访大渡河勇士，为英雄们留下了珍贵照片。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红星》报连续刊文，倡导两军团结互助、同心北上。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也坚持编印《干部必读》《不胜不休》等油印报刊，只是受物资匮乏、流动作战所限，时断时续。
1935年9月17日，红军攻克腊子口。红二师政治部主任舒同采写的《夺取腊子口的英雄们》，登上9月20日第193期《战士》报，生动再现了红军攀援悬崖、迂回包抄、打开北上通道的全过程。同一期报纸，还刊登了舒同撰写的《向北进攻——胜利的开始》一文。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2月30日，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在第206期《战士》报发表长文《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这也是红军高级指挥员较早复盘长征的重要文章。文中回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越夹金山、走过松潘草地的漫漫征途：“这一年，我们以一双脚一枝枪，百战不死的身，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迎来伟大终点。《红星》报及时刊发社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号召全军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日救亡的新斗争。
红军主力出发前，《红色中华》出版至1934年10月3日的第240期。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的瞿秋白，领导留在苏区的《红色中华》报人，在越来越小的红色根据地，继续出版了24期。现存可考的最后一期为第264期，出版时间为1935年1月21日。2月24日，瞿秋白在突围途中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义。
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期号直接从第241期接续编排。于是，红色新闻史上，留下了两个版本的第264期《红色中华》报：一份出自赣南密林，一份刊印于陕北窑洞。一南一北，同名同期，承载着同一束永不熄灭的舆论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