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工加速扩张 渐陷历史恶性循环
■李嘉琛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大力推进增加防卫费、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一系列扩军政策，不断架空日本和平宪法的内核。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军工产业开启了危险的狂飙突进，在产能、技术、对外合作三个维度上，逐渐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步入加速扩张的轨道。
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一些长期活跃的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其行为已经触碰地区安全红线。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妄动，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投入增加 产能提升
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二战期间不仅制造了大量侵略武器装备，还深度参与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然而，战后日本防卫产业采取“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这些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
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气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IHI则为自卫队海、陆、空、天各类装备提供发动机。
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三菱重工与防卫省的订单金额，在2023财年飙升至前一年的4.6倍，其中远程导弹和舰艇占据主要份额。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
为了应对不断攀升的国内外订单，相关企业正加紧提升产能。三菱重工采取新建装备制造工厂、推进现有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升级等举措，并计划2026年度将参与防卫项目的人数增加40%。川崎重工则通过新设防卫事业总部，统筹相关业务，着力提升生产效率。其名下的神户造船厂，采用数字孪生技术和模块化总装线，使舰艇建造周期缩短约9%。
隐蔽发展 加强储备
依托“寓军于民”的发展策略和持续的前沿投入，日本在诸多产业领域悄然构筑起相关技术储备，确保能够快速向军用转化。
在传统装备领域，日本的潜艇与驱逐舰制造技术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核心零部件领域，美西方国家高度依赖日本军工企业。美国“爱国者-2”导弹所需的高性能传感器依靠日本供应。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军工国家，对日本精密零部件也有相当程度的依赖。在民用技术掩护下，日本持续打造从核心零部件生产到整机制造的全方位架构，有预谋、成体系地培育军工潜力，为其推进防卫政策突围和防卫产能释放埋下伏笔。
更值得注意的是，为将民用领域的创新能力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军工产业，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
此外，日本还致力于构建多元化的防卫产业生态，深度发掘有潜力的新兴企业，为其与自卫队之间搭建对接平台。2025年12月，日本防卫省下属部门举办防卫产业准入促进展览会，不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的新兴企业，希望借机进军防卫市场。一些从事防灾及传统工业技术的企业，也在涉足防卫产业。有报道称，日本通过鼓励、整合具备技术优势的企业参与防卫产业，意在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军工产业链，为扩军备战做准备。
处心积虑 向外发力
由于国内军事需求有限，日本武器装备的研发，长期面临成本居高不下的结构性困境，单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技术完全自主。为突破这一瓶颈，日本政府积极推进与国际军工巨头之间的联合研制与许可生产。
表面上看，此举旨在分摊研发成本、提升技术水准。在更深层面上，日本企图通过同盟框架的掩护，以联合研发和生产的方式，获得外部先进军事技术，为本国军工产业注入动力。以三菱重工为例，其通过与美方合作生产F-35A战斗机、合作研发“标准-3 BlockⅡA”型导弹，已逐步掌握隐身战机设计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关键技术，实现了“以合作换技术”。
这一趋势近年来正在不断加速。2023年8月，日美两国首脑在会谈中就共同开发“滑翔段拦截弹”达成共识。今年1月，双方在防长会谈上又确认将扩大AIM-120中程空对空导弹、“爱国者先进能力-3”分段增强型导弹的联合生产，并大幅增产“标准-3 BlockⅡA”型导弹。这一系列动向表明，日本正通过许可证生产与联合研发，更深层次地嵌入美国军工产业链。
日本并不满足于对美合作的单一路径。近年来，其积极拓展与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的技术研发合作，为自身防卫装备的全球化布局拓展战略支点。2022年12月，日、英、意三国宣布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目标是在2035年前完成初步部署。这是日本战后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展开武器装备联合开发。
为让本国军工产品堂而皇之地“走出去”，日本政府处心积虑地为拓宽防卫装备出口寻找法律和政策依据。自2014年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南以来，日本持续出台“修订案”，扩大装备出口的范围，放宽相关限制。日本还计划进一步修改运用指南，推动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限制，企图全面解禁武器出口。在政策层面松绑的同时，日本不断完善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协定，扩充对外军工合作，同时创设“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以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为切入口，推动受援国采购日本装备产品。
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历史殷鉴不远，当军工产业的齿轮开始为军国主义复活而转动，日本曾给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机器很可能再次发动引擎，把本国民众推向灾难的深渊。
透视日美军工合作的表与里
■肖铁峰 姚艺彤
FMS，美国称之“对外军事销售”，日本则称为“对外有偿军事援助”。一个重视“销售”，一个强调“援助”，称呼上的不同，既体现日美实力地位的差异，又折射两国军工合作的表与里。
FMS是美日军事同盟的重要政策支柱，也是两国军工产业一体绑定的关键制度安排。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持续攀升，FMS合同额屡创新高，双方以联合研制、许可生产、技术支持为抓手，构筑起高度融合的军工合作体系。
从表面看，FMS为日美军工合作搭建了制度化平台，呈现出产业链深度互补、军事安全高度互信的表象。
在装备层面，日本通过FMS批量引入F-35战机、“战斧”巡航导弹、“宙斯盾”系统、“标准-6”导弹等尖端装备，快速建成隐身空战、远程反击、反导体系，推动防卫战略从“专守防卫”转向拥有进攻能力。2025年度日本FMS合同额超1万亿日元，比2021年度增长3倍，大量美制装备入列，显著提升自卫队现代化水平，以及与美军的互联互通互操作性。
川崎重工牵头研制的C-2运输机。
在产业层面，美国依托日本精密制造、特种材料、半导体元器件优势，推动F-35零部件、导弹弹体、雷达组件在日生产，三菱重工、IHI等企业嵌入美军供应链。日本设立F-35亚太维护中心，为驻日美军提供就地保障；美国推动“友岸外包”，将一些高端制造环节转移至日本，形成“美国设计、日本制造、共同维护、区域补给”的分工模式。
三菱电机主导研制的03式中程地空导弹。
日本电气主导研制的J/FPS-7预警雷达。
三菱重工交付的“长鲸”号潜艇。
在战略层面，FMS成为美日强化同盟关系、服务印太战略的工具。美国以军售绑定其在日本的前沿部署，日本以装备采购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双方在演习、情报、指挥系统上深度联通。日本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向美国“返销”许可生产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补充美军库存；美国降低技术合作门槛，并重申与日共同应对地区安全议题，对外展现出“牢不可破”的同盟姿态。
从内里看，FMS机制存在明显的主从结构、技术控制与利益倾斜。光鲜表象之下，日美军工合作呈现出底层逻辑上的不平等。
首先是定价与交付不公。FMS由美国政府主导，日方实际上并无议价权，采购价普遍高于美军自身，合同管理不透明。日方通过FMS采购的防卫装备中，总额1.14万亿日元的118份订单在签约5年后仍未交付。部分交付的运输机交付后即故障，维修周期长。而美方对交付延误和产品缺陷，事实上又不承担违约责任，导致日方承受巨大成本与风险。
其次是技术壁垒困境。美国始终掌握发动机控制、制导算法、火控软件等核心技术，对日输出装备多为“阉割版”，关键权限并不开放。联合研发中，美方严控知识产权，日本企业多承担零部件制造，难以涉足顶层设计。F-35组装等项目，看似技术转移，实则将日本锁定在供应链中下游。美国还多次干扰日本自主战机计划和日欧新一代战机合作项目，以美制方案施压，确保日本无法脱离美式体系、形成长期技术依附。
最后是战略自主丧失。FMS不仅是军贸，更是美国控制盟友的手段。美国通过FMS将日本打造成前沿弹药库与维修基地，让日本承担更多防务成本与地缘风险，服务于美国霸权。日本装备体系、后勤保障、数据链路全面美式化，防卫产业自主空间受到持续压缩。日本看似提升战力，实则一步步丧失装备主导权与战略独立性，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附庸”。
版式设计：胡云艳
资料整理：李嘉琛、张佳鑫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重走邪路 必入泥潭
■刘世刚
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为武器出口“松绑”
随着日本政府在右倾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军工产业顺势扩张，大力助推日本“再军事化”进程。这种“再军事化”远非“专守防卫”政策时代发展防御性军事能力，已经转向规模化发展远程进攻能力的新阶段，标志着日本彻底脱离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轨道。日本有识之士直言，日本政府声称维护地区安全，但其“再军事化”举动给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2022年底，岸田文雄内阁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核心是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即事实上的进攻能力，奠定了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政策基调。该文件较以往只是多了允许自卫队发展“可攻击敌方导弹发射阵地的反击能力”相关表述，就使自卫队迅速拥有了射程超1000千米的反舰、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日，防卫省宣布自行研制的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进入实战部署。不难看出，只要政策出现松动，日本军工企业就会放开手脚，生产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武器弹药，响应“再军事化”进程。数据显示，自2022年11月以来，日本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在资本市场制造了“军工泡沫”，而同期日本制造业平均年增长率不到1%。未来在政策和防卫投入的双重驱动下，日本军工产能将进一步释放。
高市早苗执政以来，日本“再军事化”进程明显提速，备战被提升至绝对优先位置，对军工利益集团的扶持也进一步加码。在发展进攻能力方面，日本正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试图获准发展航母、登陆舰等大型水面舰艇，攻击型无人装备，射程达2000千米或者更远的反舰、对地及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在拥核方面，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试图打破历届政府长期坚守的“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中的“不运进”原则，允许自卫队发展核动力潜艇甚至航母，届时美国的核武器也将常态进驻日本。在武器出口方面，着手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谋划在2026年上半年撤销有关成品武器出口仅限于5类非杀伤性装备的限制。高市早苗近期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还表示，“将坚定地向产业界传达国防采购的需求”。日本种种扩军备战动作，将促使防卫开支与特定产业及财团利益形成更深度的绑定，构建起一个自我强化、循环加速的政策与利益闭环。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再军事化”之路是以挤压民生福祉为代价的畸形选择。为筹措巨额防卫费，高市政府计划上调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烟草税，甚至酝酿开征“防卫特别所得税”。面对高通胀、高物价等现实问题，不少日本民众生活压力陡增，却要为右翼势力的“军事大国梦”埋单。目前，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认识到高市政府倒行逆施的严重危害性。为此，不少民众频繁举行抗议集会，表达对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历史早已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一旦失控，将给亚洲国家带来严重威胁，也会给日本人民带来毁灭性灾难。当巨额投入流向进攻性武器而非民生改善，当地区和平的前景被军备竞赛打破，日本的“再军事化”不仅不能带来所谓的“安全”，反而会将自己再次引入邪路，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
认知小站
意不在“援”
日本2023年设立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是战后首个可直接对外提供军事装备的框架。该机制名义上向“志同道合国家”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实则暗含不可告人的战略企图。一方面，借装备维护、升级改造为由，与受援国形成长期的产业绑定，既拉动国内军工产能又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降低国际社会抵触，待时机成熟配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订，为出口杀伤性武器铺路。
蓄“势”待发
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首先，日本的核原料储备惊人。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44.4吨分离钚，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其次，工业技术能力成熟。日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
幕后推手
“经济团体联合会”是负责协调日本政府与民间团体、企业之间联系的企业联合组织。该团体成员主要由日本各大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组成，对日本政治、经济决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战后几十年来，该组织作为日本军工行业利益的代言人，一直煽动政府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放开军工产品出口，推动军工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可以说，“经济团体联合会”是推动日本军工产业扩张的重要“幕后推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