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实现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解辛平
（一）
在人民军队的法治化进程中，“两个首次”非同寻常。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主席视察广州战区部队，首次鲜明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进行治国理政顶层设计的中央全会上，首次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这“两个首次”清晰表明，以强军目标为引领，依法治军按下“快进键”。贯彻落实习主席战略思想，努力实现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全军官兵特别是各级带兵人面临的重大课题。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2015年2月，经习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开启了人民军队法治建设的崭新航程。
（二）
强国强军，呼唤强法！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实现强军目标的战略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握天下大势，洞察时代风云，着眼战略全局，提出了一系列国防和军队建设方略，从强军目标的提出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号令，从古田会议确立政治建军的大方略到推动法治军队建设的新理念……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军事篇”。在这一重大创新理论体系中，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居于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
法治，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保证。只有进一步把党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主张和治军成功经验从制度上、法律上确定下来，健全完善军委主席负责制的体制机制，才能确保党的意志主张和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法治，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保证。只有紧紧围绕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为加快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管理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部队履行使命任务提供法律支撑，不断提高我军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能力，才能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法治，是永葆作风优良的重要保证。只有以纪律建设为核心，把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规范化、法制化，把改进作风纳入法治轨道，坚决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才能确保部队始终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
这一重大战略抉择的历史意义，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将会越来越清晰地显现——这是我军对自身思维观念的一次“再塑造”，对自身发展规律的一次“再认识”，对自身治军方式的一次“再转变”，更是我军在强军兴军征程上的一次“再出发”。
（三）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主席就强军兴军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思考，深刻阐明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战略地位、根本原则和目标任务，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用强军目标引领法治建设。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眼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坚持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核心和根本要求，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官兵主体地位，坚持依法与从严相统一，坚持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相结合。
——强化全军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法律必须被遵守，法治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首先要让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让全军官兵信仰法治、坚守法治，把法治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
——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求我们的治军方式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努力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即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做法向依法行政的根本性转变，从单纯靠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从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的方式向按条令条例办事的根本性转变。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改革要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推动作用，坚持改革和立法衔接协调，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推进。
——以法治手段推进作风建设。“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作风建设由治标向治本转变也要靠法治，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保持高压态势，抓好各项整改任务落实，确保“四风”问题不反弹、不回潮，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力争2020年前构建起一个覆盖全面、有机统一、科学实效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一个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军事法治实施体系，一个党内监督、层级监督、专门监督、群众监督等互联互动、有力有效的军事法治监督体系，一个理论科学、队伍过硬、文化先进的军事法治保障体系。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习主席就军事法治建设作出的系列重要论述，标注了治军战略新高度，开辟了治军思想新境界，实现了治军理念新飞跃，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