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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穷，也要有一条打狗棒”。这是他和他的同事们经常念叨的一句话——这句话是用来勉励自己坚持这项事业的。
不过勉励归勉励，穷，确是真实存在的。那项事业开始时正值新中国经济上最困难的几年，不但连基本的仪器设备都配不齐，甚至连食宿条件也极为艰苦。
而且还不仅仅只有穷。他奔赴茫茫戈壁的那一年，一个名叫“巴黎统筹委员会”中的“中国委员会”已经挂牌成立了9年，这个机构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封锁所有中国能接触到的西方高科技渠道，他们曾号称：“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那一年，也是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一年，堵上了中国科技交流的另外一条路径，他们也曾断言：“离开了苏联的帮助，中国不可能造出原子弹。”
此外，还缺人才、缺时间、缺支持……今天我们所能想象到感受到的任何困难，都无法与当年他们曾面临的相提并论。
但他和他的同事们唯不缺一样东西——志气。
他们的事业代号为“596”工程。之所以起“596”这个名字，就是要铭记1959年6月，苏联撤走支持后那种“卡脖子”的屈辱，立志要争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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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光靠“喊口号”“打鸡血”是造不出原子弹的。
在整个工程最困难最看不到希望的那年，他参与周密调研论证之后，给国家报告：
关键不在于投入，而在于组织协同；不在于投入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各部门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下马的利弊，而在于如何行动……如统一协调各方力量，进行全国性的大合作，那么在3年内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结论，如同透过阴霾的一道希望之光，使大多数人重拾了信心。
苏联专家撤走时，曾留下一个高机密参数的数值，据说只要算出的数值和这个数值接近吻合，就是迈向成功的一大步。他先后进行9次艰苦的计算后得出结论：所谓高机密参数的数值是错的，我们计算的结果才是对的！从此，这一工程不再迷信任何权威，只对科学的结论和严谨细致的过程负责。
在一次实验失败后，几个单位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枚装置摔碎的地方去。他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那块散发着射线的东西，用手捧着，走了出来。自此，“担当”二字更加铭刻进了所有人的血脉里。
……
奇迹不会从天而降，唯有不计一切回报的隐忍、努力和牺牲，一项伟大事业才有成功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