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托孤书
■朱胜楠
前段时间，读到两封特殊的家书，其中内容不断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准确来说，这是两封托孤书。两封信虽时隔多年，但依然能辨认出发黄的纸上娟秀的笔迹。这笔迹来自两位柔弱且坚强的女子：一为杨开慧，一为江竹筠。
1927年，毛泽东告别亲人，去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前往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杨开慧身边很多优秀共产党人相继惨遭敌人毒手。接二连三的噩耗也让杨开慧感到不得不早做打算。1929年3月，杨开慧给堂弟杨开明写下了一封哀婉的托孤信。她在信中写道：“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她清楚知道革命之路的坎坷和胜利所需付出的牺牲。那时，岸英7岁，岸青6岁，岸龙才2岁。她痛恨着自己的“懦弱”，“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栗而寂寞”。父亲已逝，丈夫不在身边，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孩子需要照顾，同时还要带领板仓的乡亲们开展地下斗争，28岁的杨开慧不得不独自担起重担。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信中的杨开慧同时也表现出刚强的一面，她写道：“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若是牺牲小我，能够成就大我，对国家有益，这是再令人“欢喜”不过的事情了。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杨开慧甘愿为信仰献身。
她把三个孩子托付给同是共产党员的堂弟杨开明。但是让人悲叹的是，杨开明于1930年2月先于杨开慧从容赴死，而她的这封信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没有寄出去。
1930年10月24日凌晨，国民党“清乡”团将杨开慧在板仓的住处重重包围，带走了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敌人认为杨开慧就是用来要挟毛泽东的最好砝码。狱中的杨开慧被敌寇百般折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奔走呼告，想要营救杨开慧。迫于压力，敌人表示只要杨开慧和毛泽东脱离关系，就可以回归自由。杨开慧大义凛然，对此嗤之以鼻：“要想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敌人气急败坏，仓促中下了决定：执行死刑。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昂首挺胸，在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慷慨赴死。枪响之后，杨开慧应声倒下，双手紧紧抠进泥土里，仿佛对这片大地还心怀留恋和遗憾。虽然这封托孤书并未寄给杨开明，但是三个孩子也被党组织秘密送往了上海抚养。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听闻杨开慧的死讯后心痛不已，在给杨家的信上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另一封托孤书的主人是江竹筠，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里江姐的原型。说到江姐，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常是一个铮铮铁骨、大义凛然的女英雄形象，但是这封托孤书中所展露出的江姐，不仅是一位巾帼志士，同时还是一位柔情如水的母亲。
1939年，江竹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重庆的通讯联络工作。1945年，为了掩护共产党员彭咏梧在重庆的革命活动，胆大心细的江竹筠与其结为夫妻，协助他完成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从那时起，“江姐”的称号便叫开了。
1946年4月，江竹筠和彭咏梧的儿子彭云出生，但是一家人并未温存多久，夫妻俩因为党的事务无法分身照顾孩子，彭云被江竹筠留在了战友身边，后托付给亲戚谭竹安抚养。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斗争中不幸牺牲。坚强的江竹筠在悲痛之余，主动承担下丈夫未完成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在重庆的渣滓洞中，她遭受了种种酷刑，竹签扎进她的十指也未能让她开口求饶，而是顽强不屈地喊出：“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肉体上的疼痛并未让江竹筠屈服，阴险的敌人又想出了一招，下令搜捕她的孩子，企图用孩子要挟其就范。1949年8月26日，江竹筠在狱中给谭竹安写下一封托孤书。她首先在信中表达了对谭竹安的愧疚：“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这“苦难的日子”让江竹筠感到无比痛恨，但是对于革命，江竹筠充满着必胜的信心。“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6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即使身陷囹圄，她仍在学习，甚至向看守人员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盼望着光明的日子到来。同时，她也做好了不幸牺牲的打算，信中说：“话又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生命垂危之际，江竹筠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孩子的成长。“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江竹筠期待着孩子能够像自己和丈夫一样，像千千万万前仆后继的革命者一样，树立远大理想，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不仅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殷切叮嘱，更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对后辈子孙刻骨铭心的嘱托。
1949年11月14日，就在重庆解放的前夕，江竹筠就义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年仅29岁。这封用竹签蘸着棉灰制成的“墨水”写成的托孤书，在三个月后由江姐策反的看守人员转送到了谭竹安手中。
读着这两封托孤书，我心中波澜起伏：杨开慧和江竹筠的人生命运竟如此相似，同是29岁英勇献身，同是在11月14日就义，同是在敌人的折磨下坚贞不屈，同是饱含热泪舍弃幼子赴刑场，同是留下了一封感人至深的托孤书……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会让她们如此义无反顾？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信仰。对于黎明的期待，铸就了她们的赤胆忠心；虔诚的信仰，激发了她们灵魂的高贵和伟大。
见字如面，大爱无疆。两份手稿久经岁月侵蚀，笔迹模糊，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两位伟大女性在生死抉择之际坚定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