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山》，［美］查尔斯·弗雷泽著，丁宇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78.00元
在战火与荒野中寻找救赎的奥德赛
■冯新平
查尔斯·弗雷泽的处女作《冷山》自1997年问世以来，便以其诗意的语言、史诗般的叙事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成为美国南方文学的里程碑。这部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不仅是对历史创伤的文学重构，更是一部关于孤独、救赎与自然之力的寓言。弗雷泽以冷峻而细腻的笔触，将主人公英曼的逃亡之旅与恋人艾达的生存抗争编织成一曲双重奏，在战火硝烟与荒野寂静之间，叩问人类如何于破碎中重建信仰。
南北战争常被简化为“自由与奴役”的宏大叙事，但《冷山》选择从战争的裂隙处切入，揭露其对人性的系统性摧毁。弗雷泽以近乎自然主义的笔法，描绘了彼得斯堡战役中“弹片如蝗虫般撕裂肉体”的炼狱场景，但真正令人战栗的并非血腥本身，而是暴力对人性纽带的瓦解——士兵们为争夺一具尸体上的靴子互相残杀，军官以“荣誉”之名驱赶新兵踏入机枪射程。这种书写呼应了蒂莫西·斯奈德对“血土”的论述：战争机器将人异化为可消耗的零件，而道德在生存本能前溃不成军。
英曼的逃亡因而具有双重意义：既是物理上逃离战场，更是精神上挣脱战争对人性的异化。当他穿越被焚毁的种植园、遭遇流寇洗劫的村庄时，每一步都在目睹“文明”面具的崩落。弗雷泽在此颠覆了传统的英雄叙事——英曼并非为崇高理想而战，他的旅程只是为了回归最原始的生存命题：活着回到冷山，回到艾达身边。
冷山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小说中超越性的精神图腾。这座隐匿于阿巴拉契亚山脉深处的山峰，在弗雷泽笔下成为对抗战争暴力的“自然圣殿”。英曼的归途充满荒野的隐喻：湍急的河流考验他的意志，暴风雪净化他的罪疚，而偶遇的隐士老人则以《奥德赛》般的智慧提醒他：“真正的家园不在某处，而在寻找的过程之中。”
与此平行，艾达在冷山农场的蜕变同样是一场自然启蒙。战争爆发前，她是依赖黑奴与父亲庇护的南方淑女；父亲病逝后，她在印第安女子鲁比的帮助下，学会播种、劈柴、驯养蜜蜂。弗雷泽在此重构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艾达通过双手与土地的直接对话，不仅获得了物质生存的能力，更在四季轮回中领悟到“人必须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其主宰”。当她在雪夜独自接生小羊，这个场景超越了性别叙事的范畴，成为人类与自然重新缔约的仪式。
《冷山》的叙事结构暗合荷马史诗的框架，却赋予其现代性解构。英曼的逃亡是阳性的、线性的、充满外部威胁的奥德赛：他遭遇伪善的神父、食人的山民、追捕的民兵，每一次危机都在剥去他作为士兵的社会身份，迫使其直面最本真的自我。而艾达的留守则是阴性的、循环的、向内的珀涅罗珀之旅：她在荒废的果园中等待，却在等待中完成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蜕变。
二者的书信往来构成小说最动人的复调。英曼的信件充满对战争暴力的梦魇式描述：“我见过男人为了一撮烟草射杀同伴”；艾达的回信则渐次从闺阁哀愁转向土地的诗学：“今天我种下三行玉米，云雀在犁沟间筑巢”。这两种声音的对话，不仅消解了南北战争叙事中的性别壁垒，更暗示着救赎的可能——当男性在暴行中失语时，女性正通过重建与自然的联系，为破碎的世界提供疗愈的语法。
弗雷泽的文学基因中流淌着南方哥特传统的血液，但《冷山》的哥特意象不再局限于闹鬼庄园或畸零人种，而是呈现为更普世的精神荒原。牧师维西以圣经为名实施性暴力，猎奴者特维的犬牙项链滴落受害者的血——这些角色并非简单的恶人符号，而是战争催生的人性癌变。小说对南方神话的反思同样尖锐。艾达的父亲蒙克莱尔牧师曾坚信“奴隶制是文明的火种”，却在临终前焚烧所有藏书，留下一句“我们都被词语欺骗了”。这一场景可视为对福克纳式南方叙事的倒置：当《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昆丁沉溺于家族荣耀的幻觉，《冷山》的主人公们选择在灰烬中重生。弗雷泽的南方不再是怀旧的客体，而是通过毁灭与重建，指向一种去浪漫化的、扎根于土地的新伦理。
弗雷泽的散文风格常被比作福克纳与麦卡锡的合体，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对寂静的雕刻。他描写枪声后的林间空寂：“仿佛世界突然失聪”；刻画艾达的孤独：“寂静如此沉重，连烛光都显得吵闹”。这种以负空间营造张力的手法，使小说的暴力场景更具心理穿透力——当英曼拧断追兵的脖子时，读者听见的不是骨裂声，而是“一只夜莺在远处啼鸣”。
小说对自然景观的描写则近乎神谕。晨雾中的冷山“如鲸脊浮出云海”，暴雨后的溪流“携带山峦的骨灰奔涌”。这些意象不仅构建了叙事的诗意节奏，更将自然提升至本体论高度：在人类互相屠戮时，山脉与河流依然遵循亘古的法则，为幸存者提供最后的避难所。
《冷山》的结局充满古希腊悲剧的宿命感。英曼历经劫难回到冷山，却在重逢的瞬间被民兵射杀；艾达怀抱他的尸体，在雪地上划出“一道血的溪流”。这一场景曾引发争议，但恰恰是这种对救赎的拒绝，使小说脱离了廉价浪漫主义的窠臼。弗雷泽似乎在追问：当整个世界陷入疯狂，个人的救赎是否可能？
答案或许藏在鲁比的故事里。这位切罗基后裔在种族清洗中失去家人，却选择以草药知识治愈邻里的疾病。她告诉艾达：“伤痛不会消失，但你可以学会与它共存。”这种“带伤生存”的哲学，与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形成微妙对话——弗雷泽并未提供超越苦难的答案，但他证明，在战争的废墟上，仍有人以记忆、劳动与爱的方式，守护着人性的火种。
近三十年过去，《冷山》的启示愈发显出其预言性，弗雷泽笔下的冷山依然矗立，并提醒我们：真正的家园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与土地、记忆、他者共处的伦理实践。这部小说最终是一曲献给所有流亡者的安魂曲——无论你是穿越战场的士兵，还是在现代性荒原中迷失的都市人，冷山的雾霭中总有一盏灯，照亮归途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