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郑绩著，团结出版社2026年1月第一版
西南联大的她们，她们的西南联大
■许久文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保全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产生了不少学术大师。他们在烽火连天中执掌教鞭、传道授业，在断壁残垣中坚持治学、弦歌不辍，在饥寒交迫中守望自尊、维护传统。而成就这些大师的除了学风和氛围以及自身的出众才华外，自然少不了他们的太太们的扶持。
这群默默陪守的女性，她们中有世家才女，有农家小碧，有穿西装的，也有缠小脚的。她们性情迥异，才情不一，各擅胜场，无论怎样，她们都有着教授太太的共同身份。她们身处新与旧的交界，与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最顶端命运相连，亲历并缔造了历史。她们渲染着西南联大的大学风气，反映出中国知识界对国与家未来走向的设计，诠释了牺牲与奉献精神在文明存续中的作用。仅凭自己，她们就能独立完整地拓印出西南联大的精神地图。
2025年底，一本以这些太太为主角的《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在打磨数载后悄然面世。在作者看来，这些教授太太们并非历史的点缀，而是西南联大精神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此书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她们在动荡岁月中的鲜活形象，让我们得以窥见聪慧、良善、辛劳与艰苦交织的生命轨迹。这些品质如同几束微光，在战乱的阴霾中汇聚成温暖而坚定的力量，支撑着学者们的治学之路，也书写了一段特殊年代的女性史诗。
她们是聪慧的。《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所刻画的教授夫人们，首先是一群极具聪慧特质的女性。这种聪慧并非单纯的学识渊博，而是融贯中西的知识素养、审时度势的生活智慧与助力夫君治学的学术悟性于一体的综合特质。
她们中有的是文学工作者，比如凤子、赵萝蕤、杨绛，文学史留下了她们的名字。还有的写下了流传较广的回忆录，比如杨步伟、韩咏华。还有几位在专业成就上不逊于丈夫，比如动物形态学家崔之兰、核物理学家王承书。
又如，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后又接受新式教育，精通诗词格律与史学知识。唐筼凭借自身扎实的文史功底和出色的语言能力，成为陈寅恪治学路上的得力助手。陈寅恪先生的不少著作，都凝聚着唐筼的心血，“陈寅恪吐露心迹的诗词，全由她代笔”。
当然，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不仅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先驱者，更是兼具文学才华与艺术天赋的知性女性。在与学者们的交往中，她常常能参与到学术探讨之中，对文学、艺术、哲学等话题提出独到的见解，成为西南联大文人圈子中的精神核心之一。
她们是良善的。良善，是《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中教授夫人们最动人的品质之一。在战乱纷飞、人人自危的年代，她们的良善不仅体现在对家人的悉心照料，更体现在对他人的无私关怀与对集体的默默奉献，成为连接西南联大师生群体的温情纽带。
太太们的良善首先体现在对夫君的关爱。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将自己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结果当天就受冻发起高烧。妻子高孝贞心痛不已，让儿子连夜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闻一多好酒好茶好烟，家里供不起，高孝贞于是学会了自己制烟，满足闻一多的喜好。
南开校园被日机轰炸，主持校务的黄钰生家也被毁，夫人梅美德安慰说：“论君之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心无愧。苟校产毁，而私产存，斯可耻矣。”并表示：“我辈身外无长物，然我有君，君有我，夫复何求？”梅美德在学生中形象极好，大家称赞她“热忱、负责、为公”，“从来不说一句空话”，梅美德真是有美德。
书中多处记载了夫人们相互扶持、彼此帮助的温暖场景。由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薪资微薄，且常常受到物价波动的影响，不少家庭都陷入了经济困境。此时，夫人们便会自发地组织起来，相互接济。家境相对宽裕一些的夫人，会主动分享自家的粮食、衣物等物资；擅长烹饪的夫人，会邀请邻里前来共享一餐热饭；精通医术的夫人，则会义务为患病的师生及其家属诊治。费正清曾赠送梅贻琦夫人一英寸高的一瓶专制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当时能换回1000元。但韩咏华没有用这瓶药去换钱，而是救助了生病的教职工家庭。
夫人们的良善，还体现在对学生的关爱之上。西南联大的许多学生远离家乡，独自求学，生活困苦，思念亲人。教授夫人们便将这些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照料。她们会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为他们缝补衣物、改善伙食；当学生遇到学业上的困惑时，她们会耐心倾听，给予鼓励；当学生生病或遇到生活难题时，她们更是倾力相助，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她们是辛劳的。辛劳，是教授夫人们在西南联大岁月中最鲜明的生活底色。为了支撑家庭、辅助夫君治学、应对生活的困境，她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将辛劳融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她们的双手，原本是用来握笔写字、弹琴奏乐的，却在乱世中变得粗糙而有力，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由于物资匮乏、雇不起佣人，原本出身优渥、不谙家务的她们，不得不亲自操持家务。她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水、做饭、洗衣、缝补，将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书中记载，不少夫人为了节省开支，学会了自己种菜、养鸡，甚至自己制作衣物和生活用品。
例如，梅贻琦先生的夫人韩咏华，为了贴补家用，拉上赵瑞云和廖家珊，成立一个互助小组，一起制作“定胜糕”，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准备食材、制作糕点，然后走街串巷去售卖。
赵萝蕤擅长英国文学，但为了支持丈夫陈梦家，西南联大八年，“读书写作都靠后，她的主要活动是做饭、养猪、喂鸡、种菜、缝补”。
刘仙洲教授夫人几十年就留下一个名字“田慰秋”，一生事略就是六个字“长期操持家务”。
在辅助夫君治学方面，夫人们更是勤奋的助力者。她们不仅要照料家人的生活起居，还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协助丈夫整理文献、誊写文稿、查阅资料。对于许多教授而言，夫人的协助是其学术研究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她们是艰苦的。这种艰苦，是战乱年代女性的共同境遇，也是她们作为教授夫人所特有的沉重负担，是一段被历史忽略的无声负重。
当时联大教授“家家入不敷出，人人靠变卖度日”（金岳霖语），夫人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地节省开支，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她们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打补丁的衣物，住的是简陋的房屋。
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弟弟来到哥哥家，印象是“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他不知道的是，在嫂子韩咏华的回忆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梅家四女一子，联大八年，五个孩子都在家里，由小学、中学而入联大，一家七口，靠梅贻琦的薪水生活，实在维持不易。
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在娘家是只会吟诗作赋的娇小姐，嫁给夫君来到西南联大后，“家中针线活全出自她手，从补袜子到做棉裤，无所不能”。
张伯苓家用不多，“经常吃的饭食就是大葱卷饼，待客的是王淑贞亲手制作的蒸糕点心，用几颗红枣点缀”。联大时期，靠典当过不下去了，“王淑贞索性带着几个教授太太摆地摊”。
数学家赵九章的短裤由长裤改成，剪下的裤管给大女儿做了裤子。大女儿已经八岁，仍穿着四岁时的棉袄。夫人吴岫霞穿着打过32个补丁的裤子，孩子赵理曾出生后的婴儿衣由吴岫霞将自己已经补无可补的几只袜筒拼凑起来缝制而成。同住大院的吴有训认为赵九章的日子过得太苦了，难过得想哭。
潘光旦夫人赵瑞云“自己做黄豆酱、腐乳，自己泡臭豆腐。家里孩子多，她就做甘草萝卜皮、熏青豆、盐渍青果、陈皮、五香蚕豆等”，甚至于烧老鼠肉、松鼠肉吃。
最危险的是吃菌子。“冯景兰的太太仝珺采了菌子回来，自己先当神农，结果大吐特吐，被邻居灌下腌菜水才缓过来。”但菌子是重要的食物，所以大家认真学习辨认，中文系唐兰教授家就靠此维持生计，学生们过了好多年都记得老师和师母张晶筠在廊下挑拣鸡枞里夹杂的松毛的场景。
女人还有一个生孩子的难关。蔡元培的长女蔡威廉的丈夫是外语系教授林文铮，日子异常贫苦，为了省钱，临产时决定在家中自己接生，不幸因产褥热去世，年仅35岁。蔡威廉是画家，擅长肖像画，临终为新生的女儿画了一张速写，用炭笔写道：“国难！家难！”
华罗庚和夫人吴筱元是娃娃亲，在昆明时，一家子就住在牛圈上的草棚里，吴筱元怀孕时还要到几里外背米、背菜、挑水，给一家子做衣做鞋，分娩时没有钱进医院，只得自己接生。为了不打扰丈夫研究，吴筱元还要独自将吵闹的孩子带到外面哄好再回来。
与华罗庚家相似的是，费孝通一家也是租住在猪圈上面的厢房里，猪圈边上就是厨房，夫人孟吟怀孕了，要生产时正好碰上跑警报，待艰难地生完孩子回来，发现房子已经被炸没了，财物损失殆尽。
而最大的苦应该是无处倾诉的内心的苦。张伯苓夫人王淑贞幼子为国牺牲八年都不知道，等到抗战胜利后听闻噩耗，“回到房间，将自己关在里面许久许久，之后直到过世，她再也没有提过此事”。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通过对教授夫人们聪慧、良善、辛劳、艰苦的细致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她们不是西南联大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支撑者与奉献者。她们以自身的品质与行动，为西南联大精神增添了温暖而厚重的底色。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她们用聪慧提升自己，用良善温暖他人，用辛劳支撑家庭，用艰苦应对时代，她们的故事，不仅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西南联大的历史，更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动荡年代中的生命力量。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的形象都正面，比如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夫人陶曾榖就因为贪图虚荣，摆出官太太的做派而被大家疏远，程千帆嘲笑她“尤工媚外”，连胡适的文盲太太江冬秀都一脸不屑。
书中附有大量图片，其中很多流传不广，具备图像史料价值。本书还正本清源，厘清了一些广为流传但不准确的说法，比如清华大学原有五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但因为赵元任夫人杨步伟认为是李济挤走赵元任离开西南联大，所以回忆录中只字不提李济，于是五大导师成为了广为人知的四大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