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孙犁的另一面
——《报人孙犁》创作谈
■侯军
我是1977年调进《天津日报》当记者的，那时孙犁先生刚刚恢复编委之职，我有幸与他在同一家报社供职。1984年，我受报社委派，创办《报告文学》专版。机缘巧合，当时的《天津日报》重新发表了几篇孙犁写于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原来，孙犁早年曾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战地记者，经常冒着连天炮火深入采访。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孙犁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
读得多了，我就想写篇文章，我草拟了一篇关于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研究的论文提纲，想请孙老过目，就给孙老写了一封信。两天后，孙老回信了。孙老在信中写道：“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许，或过高的评价。是因为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关于你在这封信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的推论，和你打算的做法。希望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广泛阅览材料，然后细心判断，写出这篇研究文章。这对我来说，也是会有教益的。”
这封回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如果从这次与孙老通信的时间算起，我萌生研究“报人孙犁”的初心，至今已有40年了；我的这篇论文《浅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阳刚之美》，发表于1988年，算起来也有38年。
1991年，孙犁的新闻学专著《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一书被重新发现，我立即向单位领导申领了这本小书的研究课题，集中时间和精力，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这篇文章正面论述了孙犁作为一个报人的理论和实践，为后来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一个基础——这篇文章发表后，孙犁先生立即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予以首肯和称许。这使我的研究论题，从学理上打下了扎实可靠的根基。
不过，因为我在1993年初南下深圳，重新创业，实在无暇他顾，这个课题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孙老辞世，这个夙愿一直未能完成。促使我加速成书的直接动因，是2022年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联袂举办“孙犁副刊编辑奖”获奖者征文。受两家主办方的委托，我在征文结束时写了一篇“收官之作”——《孙犁缘是副刊人》。就在秉笔为文之际，我忽然感到一丝愧疚，想到了埋藏心底几十年的夙愿，想到了当年多次与孙犁先生商讨交流的往事——光阴荏苒，时不我待，当年没时间写，如今退休了，何不借此征文的契机，一鼓作气，完成这部早已酝酿成熟的书稿呢？
动力产生于一念之间，征文一结束，我就开笔了——恰好这段时间，新冠疫情造成社交活动不便，正好提供了一个掩卷闭门的空隙，我每日埋头书海，殚精竭虑；心无旁骛，倾心为文，终于赶在孙老110年诞辰之际，献上了一份迟到的祭礼。
鉴于《报人孙犁》（天津人民出版社）是一本以崭新的视角，在世人所熟悉的“作家孙犁”之外，另辟蹊径，重新发现并建构起一个“报人孙犁”的形象，那我就必须为此设定几个重要的写作原则。
其一，我的研究和写作，必以孙老生前的意旨为归依，不能随意发挥想象。这个选题，曾得到孙犁先生的首肯和大力支持，其中包括数次长谈、两封长信及多次当面交流，对研究重点和范围已有明晰的界定，我的写作一直恪守这些原则而不越界。
其二，因本书的重点设定为研究孙犁先生的办报生涯，所以，我主动避让了以往文学界专注于论述孙犁文学成就的那些部分，即便是涉及某些具体的文学作品，我也会偏重从新闻的角度，加以新的阐释和论说。譬如，孙犁的名篇《游击区生活一星期》，过去都被当作一篇散文，而我则变换视角，将其视为一篇“沉浸式的战地通讯”来发掘其新闻特性；孙犁的《津门小集》以往很少被关注，而我从新闻的视角来观照，则其“渐变式新闻特写”的特色就呈现出来了。角度一变，“报人孙犁”的形象也随之呈现出来。当然，我这样做是由本书定位决定的，并非漠视或否定孙犁的文学成就。
其三，尽可能从深读孙犁的原著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同时，不放弃任何与主旨相关的新材料新论点，力求让本书资料翔实丰富，角度新颖独到；当然，我也将自己珍藏的一些宝贵资料，如我珍藏多年的孙犁写给所在党支部的《思想汇报》等手稿，首次在书中披露，使这本《报人孙犁》成为视角独特、资料新颖、特色鲜明、具有说服力的作品。
其四，本书无意写成一本学术专著，也不想写成一本人物传记。我是以轻松活泼的散文随笔形式，讲述孙犁与报纸的深厚渊源，从读报、投稿，到当记者、编副刊、开专栏、培养作者，再到总结新闻理论，阐发编辑思想，成为一个谙熟并介入办报全流程的优秀报人。这些领域，很多都是以往“孙犁研究”的空白点。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填补这些空白，至少是为后人提示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开拓一些新的研究空间。
以上所谈，就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我不知自己是否做到了，这是需由读者说了算的。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报人孙犁》2023年5月出版后受到报界同行和各地读者的肯定。此书面世不到半年，各地就告售罄，出版社于11月开机二刷。这样一本“小众读物”，当年出版当年二刷，这说明孙犁先生虽已去世多年，但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依然热度不减，“孙犁迷”是越来越多了。此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目前已有一批专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专家教授，开始对本书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论文。这说明，我的学术探索也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作为曾经亲炙孙犁先生人格和艺术魅力的晚辈，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欣慰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