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找英雄”到寻根历史
——评徐贵祥中篇小说《归来》
■陈健
英雄叙事始终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命题。徐贵祥的新作《归来》（刊于《人民文学》2026年第3期），以寻找革命烈士蔡鼎（原名蔡长沙）身世为主线，在历史迷雾与时代变迁的交织中，完成了一次关于记忆、身份与归乡的深沉叩问。这不仅是一个“寻找英雄”的故事，也是一部关于历史如何被尘封、又如何被重新打捞的文学书写。小说的深度在于，它让我们看到：英雄的“归来”，从来不是简单的身份确认，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一次对历史真相的艰难追索。
《归来》的叙事动力源于一个明确的行动：寻找蔡鼎的家人。这条看似清晰的线索，却始终笼罩在“保密性”与“不确定性”的双重阴影下。小说开篇便点明“这项工作其实早就开始了”，这种延迟的叙事时间，暗示了历史真相被遮蔽的漫长岁月。徐贵祥巧妙地设置了多重叙事视角：调查组、地方史志办、家族后人、老战士后代——每一种视角都携带不同的记忆碎片，也承载不同的情感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寻找”的对象始终是游移的。调查组要找的是“蔡鼎”，而家族记忆里只有“蔡长沙”或那个“败家子”父亲。这种差异，恰恰构成了叙事张力：一个人如何在历史叙事中获得两个名字？又如何在家族记忆中背负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家族记忆斥为“错误”，而是让两种叙事在碰撞中逐渐融合。当蔡德林坚持认为父亲是个“因为赌博欠债才逃离家乡”的“败家子”时，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愚昧，而是战争年代党的地下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纪律带来的伦理代价——英雄的家人，往往要承受更深的误解与更长的等待。
小说中，“飞龙宝剑”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物象。它既是蔡鼎身世的重要物证，也是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纽带。这把宝剑的传奇经历——祖上在贵州做官时于“南岭平叛”中缴获，后被蔡家藏于井壁，大炼钢铁时被蜡封保存，最终等待被挖掘——构成了一部微观的现代史。物的迁徙，暗喻着家族的沉浮；物的沉默，承载着记忆的重量。作者对物的处理显示出高超的叙事技艺。飞龙宝剑不是简单地作为“证据”出现，而是被赋予了诗学功能。当调查组组长在深夜“对着满天繁星说，蔡鼎同志，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故乡和血脉”时，宝剑尚未出土，但精神上的“归来”已经完成。这种将物升华为精神意象的写法，让《归来》超越了普通的“寻人叙事”，进入了象征主义的层面。宝剑不仅是英雄身份的证明，更是历史正义的化身——它被埋藏，但未曾消失；它沉默，但终将开口。
《归来》深刻之处，在于它触及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历史的大叙事与小叙事之间，在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之间，英雄的形象如何被塑造？小说中，调查组带来的蔡鼎形象是“红军战神”“抗日风神”——他是无线电技侦专家，是破译敌军情报的英雄，是受到八路军总部表彰的传奇人物。而在蔡德林的记忆中，父亲是那个“偷走家里最值钱宝贝”的人，是让母子俩“遭遇了不少麻烦”的缺席者。这两种形象的对立，不仅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更是两种记忆逻辑的冲突。家族记忆遵循的是情感逻辑与日常伦理，而历史记忆遵循的是民族叙事与革命逻辑。作者没有简单否定任何一方，而是让我们看到：英雄的伟大，恰恰在于他们必须在家族与民族之间作出选择——这种选择，必然带来情感的创伤与记忆的裂痕。当蔡德林听着调查组讲述父亲的事迹时，“眼神不断变化”，时而“兴奋”，时而“迷茫”，这个细节写出了普通人面对历史“真相”时的真实心理：真相的到来，有时比谎言更令人不知所措。小说中那张写有“货到即送长沙赴沪”的便笺，作为关键证据，也引发了关于“真实”的拷问。调查组组长提出的质疑：“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这张便笺是真的，而不是有人别有用心地造假？”显示出作者对历史考证伦理的自觉。他不是天真地相信历史可以“完整还原”，而是让我们看到：历史真相的确认，需要专业、审慎与责任。陈程那句“我拿我的党性保证”，既是特定语境下的政治承诺，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道德姿态。
“归来”这个标题，在小说中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最表层的是蔡鼎身份的归来——一个被遗忘的英雄，终于被历史重新认领。同时，是家族记忆的归来——那个被家人误解为“败家子”的蔡长沙，终于在半个世纪后，以英雄的身份回到家族叙事中。而更深层的，是民族历史正义的归来——那些在战争年代隐姓埋名、牺牲奉献的无名者，他们的牺牲需要被铭记，他们的名字需要被擦亮。小说结尾处，蔡德林在深夜敲响调查组组长的门，这个动作意味深长。他尚未完全接受调查组讲述的“英雄父亲”，但他已经愿意倾听、愿意质疑、愿意“聊聊”。这种开放性的结尾，比一个“大团圆”式的认亲场面更具艺术力量。徐贵祥让我们看到：历史创伤的愈合，不是靠一次调查、一次座谈会就能完成的；归来的路，漫长而曲折，但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归来》的主角原型为无名英雄蔡威，福建宁德人，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及技侦工作创始人之一。在几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及时又准确地提供了重要情报，作出卓越贡献。长征途中，他与其他同志一起举办培训班，培养了众多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人才。1936年9月，年仅29岁的蔡威，英年早逝。徐向前元帅称赞他为“无名英雄”。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几十年来，蔡威的事迹一直鲜为人知。
在《归来》中，作者的目的不止于为一个人立传。小说中，蔡鼎只是一个支点，撬动的是覆盖英雄历史真相的整个“冰山”。通过蔡鼎，我们看到了黄佰仟、林向南、胡丛林等一群“舍身赴义的革命者”；通过一把飞龙宝剑，我们触摸了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正如这部小说的责编所言：“英雄从不是孤立的符号，而是无数平凡勇者的集合。”徐贵祥的《归来》，试图在历史的废墟中捡拾被遗忘的名字，让沉默者发声，让失踪者归队。在这个意义上，《归来》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座由文字构成的纪念碑。它不是冰冷的石材，而是有温度的叙述；它不是静态的铭刻，而是动态的寻找。
徐贵祥以其沉稳厚重的叙事风格，完成了这次寻找。《归来》让我们相信：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为那些在历史中“模糊了身影”的人，重新勾勒轮廓；为那些在时代喧嚣中被遮蔽的声音，重新调音。当蔡鼎终于“归来”，归来的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种对历史正义的信仰，一种对无名牺牲的致敬。在这部小说中，徐贵祥用文字完成了一次庄严的仪式：让英烈归乡。这，或许就是《归来》最深层的温度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