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轨上的外交史诗
——读《铁路与外交：中国视角下的海外铁路建设演进》
■陈雪柯
“正是铁路时刻表的出现，钟准不准对普通人才有意义。”钟准教授似乎注定要研究“铁路与外交”这一课题。上世纪末，他成长于一个国有工厂社区，习惯并喜欢铁路这样的机器集成和工业化生活方式。从欧洲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他开始将国际关系研究投向铁路领域。十年间，他将研究视域拓展至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海外铁路建设，最终凝结成《铁路与外交：中国视角下的海外铁路建设演进》一书，并特意选在2025年——铁路诞生两百周年之际附梓。如今，中国已是全球范围内修建铁路最多的国家。本书的问世，有力证明了中国学者有能力、也理应站在自身视角，来阐释这两百年的大国筑路史。
本书分为历史与现实两部分。历史部分首先探讨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国家国内建设铁路史及其影响，进而批判性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海外铁路建设与对外政策。20世纪下半叶，建设主角变成了中国。作者回溯了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和海外铁路建设史，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这两个阶段中国“铁路外交”的变化和延续。现实部分则揭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不同地区铁路建设的异同，并就铁路标准与规范之争和所谓的“债务陷阱”争议这两个焦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围绕“铁路外交”这一核心议题，作者独创性地将“国家”作为核心分析单位，界定了“铁路外交”的狭义和广义内涵，为同时分析海外铁路建设这一国际经济行为和外交互动这一国际政治行为架起了桥梁。狭义上，钟准将“铁路外交”定义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门和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对外活动，推动海外铁路建设的行为；广义上，如果将外交理解为“对外政策”，铁路便是服务于此的手段之一。“铁路外交”为理解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工具箱的多样化提供了新棱镜。
以“铁路外交”为切入点，本书遵循从国内到国际的研究思路。国内层面，作者回应了政治学研究中“找回国家”的呼吁，又展示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多样性。钟准尝试分析了不同时期投资国和东道国在铁路建设上的偏好如何形成，尤其是经济行为体（企业、利益集团、个人）和政治行为体（如政府、政党、个人）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在国际层面，本书通过对“演进”的分析，展示了国家间互动的多样性、动态性和可塑性。铁路建设国与东道国之间，以及不同建设国之间，可能合作，也可能竞争或走向剥削。
一、历史镜鉴：帝国主义铁路外交于中国的早期探索
本书最见功力之处，在于对“铁路外交”历史形态的类型化分析。第一章揭示了近代主要大国的铁路修建偏好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模式。英美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将市场和企业置于政府主导之上；而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大陆国家，则更多依靠中央政府的整体规划与财政支持推动铁路建设；沙俄和日本的资本主义起步较晚，早期铁路直接由国家负责修建；晚清的铁路修建则经历了官办、商办的摇摆，最终推行的“干路国有”政策，反过来却埋葬了自身。对国内铁路建设的类型化分析，为后文我们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铁路外交奠定了基础。
“铁路的时代”也是“帝国的年代”。第二章聚焦于列强通过铁路网掌握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行径。国内政治经济偏好和铁路建设模式，影响了它们修建海外铁路的动机和铁路外交形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修建铁路，不止是企业为了牟利，列强政府也会基于国际竞争因素参与进来——围绕筑路权的竞争越激烈，国家的角色就越突出。作者对近代列强的铁路外交模式也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尽管彼此存在差异，但帝国主义铁路外交的不平等、等级制和剥削性却是一致的。书中对英属印度、非洲和东南亚等殖民地，以及晚清中国、奥斯曼土耳其和拉丁美洲等半殖民地的铁路史分析，均证实了这一点。
二战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重塑了国际秩序。这一时期大规模修建铁路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国家。因此第三章将目光转向新中国的铁路建设的变化。“变”，既意味着中国的国内外铁路建设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影响，也蕴含着新中国成立后铁路建设的模式和动机的演变。作者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铁路建设史和以坦赞铁路为代表的铁路援建，并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梳理了国内铁路改革和海外铁路建设从对外援助走向国际市场的变化。尽管中国铁路外交的目标已从反帝国主义转变为经济合作，海外铁路建设主体也由政府部门转为国家引导下的国企，但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始终不变。
二、当代实践：“一带一路”下的新外交与争议回应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崛起成为国际格局的最大变化，“一带一路”倡议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海外铁路建设直击“一带一路”中设施联通的要义，既有赖于政策沟通和资金融通，也被寄予了促成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的期望。钟准提出，新时代的海外铁路建设体现了“正确义利观”的外交理念，不仅要算成本收益的“经济账”，还得考虑东道国政府和民众诉求的“政治账”。第四章将2013年以来的中国海外铁路建设划分为发展合作型、市场导向型和综合导向型，并根据这些类型讨论了其面对的不同机遇和风险。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带来了国际体系的变化和国际话语权的重新分配。第五章对海外铁路建设的规范和标准之争的讨论，可令我们窥其一斑。在西方预设“民主”“善治”的援助规范并不成功的情况下，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转而将“发展”置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心。而更为微观的铁路标准竞争，则折射出科技实力、产业生态与规则话语权的综合较量。作者比较了中日两国分别参与建设的雅万高铁和孟艾高铁，发现两者的规范和标准实践既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这些鲜活的案例，让读者得以深刻理解规范与标准背后所隐藏的国家权力竞争。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债务陷阱论”便成为缠绕在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头顶的乌云，其流毒甚广，已对相关中外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第六章初步评估了中国贷款修铁路对东道国的发展效应。蒙内铁路和中老铁路的案例表明，虽然铁路贷款增加了肯尼亚和老挝的债务，但建成铁路对两国经济的积极带动作用，足以否定“陷阱”之说。鉴于铁路项目普遍具有中短期难以盈利的特性，钟准将海外铁路贷款视为一种“耐心资本”，追求长期价值而非短期回报。这种长期的资金投入使中国成为东道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即便经济回报未达预期，也能深化双边外交关系，并为两国相关企业赢得发展机遇。
三、比较视野与方法论特色
比较案例研究与比较历史分析等方法的并用，凸显了本书的比较视野。这正是本书最为创新、也最能体现作者学术功底的部分。本书的写作安排，既让各章可以独立成篇，又便于喜爱历史的读者跨越时间顺序自由组合阅读，收鉴古知今之效。例如，将第三章所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改革开放后的国内铁路建设模式，同第一章早期西方大国的铁路建设史进行比较，可引导读者思考海外铁路建设的动机、国家角色，以及铁路外交模式的差异来源。而第四章“一带一路”下的铁路外交，则与第二章帝国的铁路外交形成鲜明对比。钟准旗帜鲜明地指出，当代中国铁路外交以共同发展为意涵，与近代列强铁路外交的帝国主义性质泾渭分明。这种比较视野，彰显了作者坚定的学术立场，也是本书的灵魂所在。
四、一点商榷与总体评价
海外铁路的修建受外交推动，并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成败仅由外交决定，它还受到东道国国内政治，尤其是该国政治领导人的影响。由于本书强调中国视角，东道国的角色易被案例研究背景所掩盖，这种忽略倾向值得警惕。尽管这不是本书的核心关切，但仍需提醒读者，东道国在铁路建设合作中具有独立性、能动性和自主性，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此问题的研究，可参阅王媛博士的《铁路政治：中非基础设施发展中的领导与能动性》（The Railpolitik: Leadership and Agency in Sino-Africa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牛津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
《铁路与外交》一书超越了一般学术专著的定位，成为带有一定普及性的铁路外交史读物。钟准教授在该领域的研究历程，也对从事国际问题和区域国别研究的青年学者如何开拓选题、培养人才、回答时代关切具有启发意义。我曾有幸师从钟教授，正是在他的指导下，开始涉足中非交通基础设施合作研究。如今，当我在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田野上，望着亚吉铁路和本格拉铁路如钢铁巨龙般延伸，愈发坚定了继续深挖本书未尽课题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