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战败：一战后日本国策“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全四卷），杨栋梁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26年6月第一版
日本帝国“转向致亡”的历史逻辑
■龚娜
近代日本的研究，始终无法回避一个重大问题：一个偏处东亚一隅的岛国，何以在西方列强主导的近代世界体系中完成社会转型，并迅速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员；又何以在一战后取得空前国际地位后，未能走向稳定和成熟，反而因为对外疯狂扩张、对内极权统治而走向战败。《走向战败：一战后日本国策“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以下简称《转向》），正是对这一重大问题的严肃追问。全书问题意识鲜明，研究视角新颖，史料翔实，系统考察分析了日本国策“转向”导致战败的历史过程及其深层逻辑。
《转向》一书由四卷构成，160余万字。第一卷提出“转向”研究的理论框架，沿着“躁动”“转向”“癫狂”“镜鉴”的逻辑次序，论述“转向”全过程，进而分析日本帝国“转向”致亡的深层社会病理。第二卷沿着一战后经济萧条、政局变幻、社会矛盾深化、协调外交困境、所谓的“满蒙危机”等问题构成的复杂历史背景，考察1918年至1931年国策“转向”的成因。第三卷沿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退出国联、掀起法西斯狂潮、社会统制的“转向”路径，考察1931年至1937年国策“转向”的进程，揭示其军事冒险、外交孤立和内政治理变形交互影响的恶性循环。第四卷通过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至1945年对美开战的国策“转向”实证分析，阐明其危机加深过程中失去战略收缩和自我纠偏能力，接连出现战略“误判”而走向末路。
以坚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转向》研究体现出若干特点，在理论创新上做了大胆尝试。
研究视角独特，将狭义的“转向”概念提升为广义的关于国家发展战略及内外政策变化的整体性考察，不无创意。日本学界的“转向”研究对象，通常指知识分子、左翼人士在国家权力压迫下发生的思想和立场变化。相比之下，本书探讨的“国策转向”是以国民世界观、日本观、价值观的变化为基础，重点考察国家对外政策和内政治理体制机制的整体变化。
通过区分“国是”与“国策”的概念，明确了“转向”研究的内涵。指出“国是”是国家发展的总方针、总原则和总目标；“国策”是实现总目标的战略选择、路径依赖和方法手段。近代日本的“国是”是维护“国体”（天皇制）和扩大“国益”（国家利益），这一宗旨始终未变。但是，一战后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交织叠加，日本重新站在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法西斯势力崛起后，旨在实现“国是”的“国策”发生重大变化，也即国策“转向”。
《转向》研究指出：从1918年一战结束起，日本的国策“转向”经历了1918-1931年的酝酿期和1931-1945年实践期两大阶段，其实践阶段则包括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和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国策“转向”的标志是：在文明观和价值取向上，由明治以来“以欧美为是”，转向以所谓“皇国文明”为是；在对外关系上，由与强者为伍的“协调外交”和“远交近攻”策略，转向排他性的日本式亚洲门罗主义强硬外交；在治国理政上，则由带有宪政外壳的近代天皇制进一步变异为极权主义体制，表现为政党政治被否定，军部擅权加剧，市场经济原则让位于战时统制经济，思想、言论和结社自由遭到全面剥夺。国策“转向”的手段和特点是：用“笔杆子”抓舆论、造声势、控制民众思想；靠“枪杆子”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实现白色恐怖，从而主导了国策“转向”。其内外政策转向的关系是，以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转向，倒逼国内政策向绝对国家主义的极权统治转向。
《转向》研究还指出，导致一战后日本国策“转向”和帝国灭亡的深层社会病理，一是在于以明治宪法为基础的近代天皇制设计存在巨大制度漏洞，其制度设计偏重于天皇对下属机关的纵向制衡，但却缺乏“横向制衡”军部的保障，导致军部成为“治外法权”和行动失控（“独走”）；二是在于国民性妄自尊大和贪欲无度的精神状态，导致了理性缺失的国策“转向”。
总体上看，《转向》一书从多元文明互鉴观点出发，以丰富的史料为支撑，探究一战后日本国策“转向”导致日本帝国灭亡的逻辑演进，弥补了国内学界有关日本战争间隔期研究的不足。其“国策转向”研究视角、逻辑分析理论框架及其重要观点，不仅深化了“大国兴亡”研究的内涵，而且为构建中国式日本研究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做了有益尝试。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