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40卷），程兆奇、向隆万、叶兴国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铁证如山：庭审记录完整呈现东京审判
■陆洵
2026年5月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前夕，2026年4月30日，一部凝结着中国学者十年心血的重磅文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以下简称《全译本》）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正式首发。这部由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三方团队历时十载完成的40卷、223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是世界上首部覆盖东京审判全部庭审记录的系统完整的中文全译本。那些泛黄的英文速记、竖排的日文誊写，终于被转化为清晰的中文叙事。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文献翻译，而是对一段关乎民族存亡、人类文明底色的集体记忆的系统性打捞。它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国内文献空白，更在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正遭受数十年来不断深化的翻案冲击之际，为中国乃至世界维护历史正义提供了最完整、最难反驳的原始铁证。
一
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整个审判过程历时两年半。这场审判汇聚了中、美、英、苏、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11国的司法力量，共举行了817次庭审，出庭作证419人，书面作证779人，受理证据4336份，形成了英文庭审记录48412页、判决书1200余页。这些数据本身就足以说明东京审判的规模之宏大、程序之严谨、证据之翔实。
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公众对东京审判的认知，始终停留在教科书式的结论中——“判处七名甲级战犯绞刑”，而那些散落在英、日两种语言中的近5万页原始记录，那些记录着法庭质证、战犯自白、证人哭泣的“活档案”，始终沉默地躺在异国档案馆里，普通读者无从触及，研究者也常受限于语言壁垒，无法第一时间利用。
《全译本》完整收录了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庭审的全部内容：从开庭陈述、检察方立证、辩护方举证，到法庭质证、战犯自白、最终宣判，所有环节无一遗漏。更难得的是，翻译团队耗时十余年，逐页核对原始档案，修正了原文中1000余处讹错与矛盾——比如日期标注的混乱、人名翻译的前后不一、证据编号的错位，甚至个别庭审记录的遗漏段落，都在跨语种比对中得到了校正。
二
《全译本》让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与宏观的历史叙事形成了互证。判决书第五章“日本对华侵略”中，法庭详细认定了日本从1928年至1945年间对中国实施的侵略行为：从“奉天事变”的策划，到“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建立；从卢沟桥事变的煽动，到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支配。判决书明确指出，这些侵略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军部主导下“共谋实行侵略战争”的系统性犯罪。一条条详细的指控，将侵略战争的抽象标题还原为具体的历史事实。
判决书第八章详细记录了“普通战争罪（暴行）”的审理过程。这些细节不是文学化的演绎，而是庭审速记员当场记录的原貌。没有刻意的戏剧化处理，却比任何戏剧更有冲击力——因为它记录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侵略罪行的系统性法律清算，也记录了战败国战犯在法理面前最真实的反应。
东京审判的意义，不止于清算日本战犯的罪行，更在于它奠定了现代国际法惩治侵略战争的核心原则：侵略战争是“反和平罪”，是国际法上的最高罪行；国家不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免除个人责任；不遵守战争法规的暴行必须受到追究。这些原则，至今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法理基础。
近十年来，日本翻案东京审判的言行已非零星个案，而是一股持续加速、趋于系统化的逆流。从安倍晋三称东京审判是“战胜国一方作出的裁决”，到稻田朋美妄称应“克服东京审判史观”；从自民党筹建“历史认识检证委员会”将东京审判列为重点“检证”对象，到右翼学者北冈俊明直言“不克服东京审判，就走不出战后”——否定东京审判，正是为了挣脱战后秩序的约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全译本》的出版具有超越单纯学术意义的重大现实价值。
《全译本》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一套鲜活的历史教材。对于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全译本》提供了一种“在场感”的历史教育。当人们读到判决书第三章关于《九国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条约义务的梳理，读到第七章关于日本如何一步步退出国际条约体系、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记录，自然会理解国际规则与和平秩序的来之不易。
历史不会自动被记住，真相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守护。《全译本》将封存于异国档案馆的近5万页庭审记录译为中文，本身就是一次公共史学的实践。它让东京审判从教科书中“判处七名甲级战犯绞刑”这一句话，扩展为在中文世界里可阅读、可研究、可讨论的全景历史。
三
《全译本》第40卷的译者前言详细说明了全译本的十项翻译规则，体现了译者在历史准确性上的严谨态度。例如，在翻译地名时，全译本一律根据英文原文翻译成中文，不用战后名称取代二战期间名称。判决书英文版中“Mukden”（奉天）出现120余次，“Mukden Incident”（奉天事变）出现30余次。同样，“French Indo China”（法属印度支那）、“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es”（荷属东印度）等殖民时期名称，全译本均予以保留，而非使用“越南”“印尼”等战后名称。
在翻译机构名称时，全译本特别注重“回译”或“还原”的准确性。判决书英文版中的“the Imperial Conference”（御前会议），补译本曾译为“帝国会议”，全译本则还原为“御前会议”，因为这一机构在日本政治体制中具有特定含义。“the Cabinet Planning Board”（内阁企划院）补译本译为“内阁规划委员会”，全译本还原为“内阁企划院”，以符合日本当时的实际机构名称。
这些翻译细节看似琐碎，实则关乎历史理解的准确性。判决书本身就是一份法律文献，其措辞的精确性直接关系到对战犯罪行的认定。《全译本》翻译团队主要负责人叶兴国先生和审校者梅小侃女士（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女）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为中文世界提供了这一重要法律、历史文献的可靠中文版本。
2026年的绍兴，鲁迅先生的故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发布有着特殊的意味。当年先生写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今天我们直面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正是为了不辜负那些逝去的生命，不辜负历史的重量。铁证如山，山河永念；以史为鉴，方能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