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背后的文化较量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读后
■吴佳儒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抗战时期，士兵与知识分子在“武场”和“文场”协同战斗，构筑起中华民族抗战的坚实堡垒。“武场”抗战史为人所熟知，而知识分子如何肩负报国重任、在“文场”作战，人们或许知之未详。吴真创作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下称《暗斗》），聚焦抗战时期“文场”斗争，着力钩沉文人郑振铎在日寇和汪伪政权“魔手的巨影里”，冒险抢救珍本古籍、保存民族文献等故事，由此揭开一段尘封于历史烟云中，荡气回肠的文化抗战史。
一
文化抗战虽非荷枪实弹的武力拼杀，但其凶险诡谲，同样惊心动魄。《暗斗》揭示郑振铎冒险抢救中国珍本古籍的巨大风险与重要意义，将之汇入中华民族抗战史的宏大叙事，丰富并深化了我们对全民族抗战历史维度的认知。
在抗战年代，珍本古籍被侵略者当作“研究（中国）地方情形及行军路径”的重要参考。因此，郑振铎抢救民族文献的行动，让他被日寇特务机构列入计划搜捕的文化界救亡协会14位负责人之一。所幸郑振铎提前侦知消息，在敌人闯入家宅搜捕之前“逃出生天”。
彼时的古籍争夺战，遍布着明枪暗箭，想要身临其境地探知“战局”，殊非易事。1938年，郑振铎在乱世中往来奔走，促成《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后称《古今杂剧》）收归国有。《暗斗》在梳理《古今杂剧》洽购事件时，将目光锁定在近代文献学家陈乃乾身上，复盘出购书事件几度波折的始末原委。吴真敏锐发现郑振铎在1945年发表的《求书日录》中，抹掉了曾深度参与《古今杂剧》收购事宜的陈乃乾的痕迹。旧文《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的“乃乾先生”，也在战后重述时被“他人”二字所替代。这种文字上的“技术处理”，显然深有考量。从侵华日军有组织地劫掠中国文献古籍的罪行入手，吴真发掘出郑振铎对陈乃乾为日本人买卖中国文献劣行的不满。由此可知，郑振铎对陈乃乾的态度转变，实蕴含着以民族大义为先的道德判断。
吴真网罗散落于中日各机构的大量一手文献，在《暗斗》中复现出郑振铎守书事业背后步履维艰的处境与心境——因书商索价甚昂而望洋兴叹的无奈，对珍本求而不得的苦闷，为拯救民族文化“一息尚存，绝不放下”的坚韧执着。郑振铎曾打趣说：“实在恨自己……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即便如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保存民族文献的赤诚，仍不断促使他加快抢救古籍的步伐。这是郑振铎遵循个人志业的主动出击，也是其在烽烟岁月中，追寻生命意义的体现。
二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市区大部分沦陷，唯有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成为日军环伺的一座“孤岛”。坚守此地的爱国人士，以各种方式组织对敌作战，让“孤岛”成为抗日运动勃兴的前沿阵地。正因如此，谈及郑振铎的“孤岛”岁月时，人们多聚焦于文化抗战活动，勾描出其“孤勇者”的英雄形象，从而忽略了其抗战生活的多面性。《暗斗》一书则挖掘出郑振铎“孤岛”抗战中的私人情谊——原来这个书生的“孤岛”岁月，并不孤单。
《暗斗》第7章提到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了一部1944年郑振铎《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持赠本。该书的受赠人徐微，是郑振铎所指导的进步学生，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上海从事抗日文艺和地下工作。书首有郑振铎亲笔写下的“但愿以此为始相扶助，以终此生耳”，可见二人之间情谊颇深。
借由《暗斗》观察郑振铎在1943年与徐微重逢后的日记，字里行间多次提到两人在“孤岛”相守的深厚情谊。提及烛光下的畅谈经历，郑振铎在日记中感慨知己难觅；徐微为郑振铎46岁生日的暖寿之举，在日记中具化为“感动”“珍视”等字眼；日记中“从来没有这样的粘着过”，更直接剖露出两人的知己之情。
“孤岛”时期，郑振铎与徐微的抗战工作，皆在敌人近逼的高压下秘密地进行着，甚至互不知晓。但二人的彼此守望，化为宝贵的情感力量与精神慰藉，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孤岛”抗战生活的苦闷、紧张、阴郁与彷徨。正如《暗斗》所写，郑振铎“在人生的至暗时刻，遇见了知己，‘忘却追捕，躲避，恐怖，愤怒’”。两位战士在“黑暗深海中，相互照亮”，为彼此注入了“扶助”前行的不屈勇气。
三
《暗斗》从事业、家庭、社交网络等多个维度展示了郑振铎在烽烟岁月中“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的文化抗战，但守书事业，并非郑振铎的“独角戏”。
在侵略者闯入户庭，众人怒而忧、悚而惧的危难时刻，还有不少读书人挺身而出，为守书事业抛洒满腔热血。《暗斗》第5章集中描摹了这群可敬可爱的人，包括古籍鉴定专家张寿镛，启动文献保护工作的蒋复璁，主持香港文献搜购的叶恭绰，拖着伤腿主持转运工作的徐森玉，以及协助打包、邮寄的一众上海旧书商。郑振铎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同道的扶持相助，为传存古籍注入了强大力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何承担救亡图存的责任，“匹夫”们路径殊异。郑振铎本有“嗜书之癖”，几乎天天逛旧书店，深明古籍文献的价值。抗战时期，他就以守书为己任，发动旧书店的书商、伙计，一同投入到民族文献的抢救之中。“旧书店里也会冒出对敌斗争的硝烟”。古籍存亡系于国运，国衰则难免“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反之，若能守住民族文献，自能鼓舞人心，坚定抗战卫国之信念。在肩负重任之时，郑振铎亦要面对生计琐细与人情冷暖，愤慨同道步入歧途，也为知己伊人憔悴，但芜杂的生活从未消磨其斗争的决心。这种对于“文化战士”的多元呈现，是《暗斗》写作的另一命题，也是文化抗战史研究中尚未充分探索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