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两弹一星”精神
——《于敏和氢弹》创作谈
■杨春风
是什么让于敏院士如此义无反顾？当时的中国又为什么要启动核事业？我觉得要写好于敏和氢弹，这些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因此，我在写作《于敏和氢弹》（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这本书前期，拓展了史料研读的范畴。我挖掘了人类对原子核的认知历程、核武器的萌芽、德美苏等国对核武器的最初研发等内容。了解过这些，我又将视野放回到当时的中国，深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国防科技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以及我国当年所面对的国际局势。
这样一番求索下来，我在《于敏和氢弹》中就没有“就中国写中国”，而是纵向梳理了核武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源起与迭代，横向铺陈了冷战背景下大国之间的核博弈，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过程放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中观察。这样的叙事框架实现了我的一大心愿，使我能够在这本书中解释清楚时代压力来自何处，使我国在1955年启动核事业的原因变得具体可感，也让我们能清楚看到于敏所承担的使命，以及这一使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我觉得这是讲述于敏为国铸盾的叙事根基。
写作过程中，我没有止步于于敏对氢弹原理的突破，而是以他的工作为原点上下延展。我对氢弹研制工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从铀矿勘探等上游环节，到产品化、热试验等下游工程，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读者。这种方式，能让读者更清晰地看见氢弹研制的过程，也以此更准确还原了于敏理论设计工作的历史坐标。在此过程中，奋斗在我国核工业战线的诸多科技人员的身影和贡献也得以呈现。
我在《于敏和氢弹》中使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这种方式能把我在史料研读、实地走访过程中的一些感受与体悟放进文本里，引导读者更顺畅地代入那段峥嵘岁月，走进于敏的内心世界。不过，尽管用了第一人称，我的写作依然是克制的，非必要不介入。“我”的在场，唯求让厚重的历史更易被今天的读者所感知、所共情。对这样一部书写国之重器、科学家真实人生的报告文学而言，保持科学的“筋骨”是一个底线。
其实，当我把史料读透，走进那段岁月，并将人物所经历的处境、挣扎与取舍如实呈现的时候，那些隐藏在历史与科技背后的人的情感就会自然浮现。比如，于敏和他的同事们所曾承受的氢弹原理迟迟不得突破的煎熬，于敏在氢弹成功爆炸之际所感受到的“五脏六腑、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的情境等，本身就是非常“文学”的。事实本身自带文学张力。
写作《于敏和氢弹》，对我而言也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我深深感动于国家决策者的高瞻远瞩与意志；深深感动于以于敏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奉献精神。他们以滚烫的家国情怀和无私奉献，让我们认识到个人才华的最高价值是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因此，我由衷期待《于敏和氢弹》能够有助于“两弹一星”精神、科学家精神的弘扬，使之被更多人理解、铭记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