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向世界讲述长征
■韩中州
我们这代人关于长征的知识，大都来源于书籍、影视剧和纪念馆。书里关于“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论述和毛泽东同志写的长征诗词；影视剧中有关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和爬雪山、过草地的情节；纪念馆中陈列的草鞋、步枪、马灯……共同塑造了我们对长征最初的认识。回顾长征，我们不由得追问：这些故事最初是如何发现的？是谁第一个用文字记录了长征？又是谁冲破各种阻碍封锁，传播了长征？
丁晓平的《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中国青年出版社）挖掘国内外早期记述长征的史料，考证长征叙事被记录、编辑和传播的过程，揭示了长征故事文本的原始出处。本书共分为9个章节，分别讲述了长征叙述史上的9个“第一”：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长征情况，并化名“廉臣”撰写、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成为向世界报道长征的第一人；朱瑞在《战士》报上发表《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成为中央红军报道长征的第一人；范长江出版《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成为中国记者报道长征的第一人……这些“第一”，是全书的叙事线索，也建构起全书的文本结构，让叙事视角从“历史是什么”向“历史如何被知道”转换。
早期长征故事叙述者的身份多元，这些叙述者带着各自不同的立场、动机和视角进入写作：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的写作肩负着政治使命；范长江作为记者，追寻的是新闻的真实；薄复礼作为一名被俘但得到善待的外国传教士，其叙述提供了独特的旁观者视角。作者试图还原每一部作品诞生的具体情境：谁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目的、以什么方式写下了这些文字。陈云写作《随军西行见闻录》就是一个事例。
书中记述，陈云于1935年6月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赴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散布谣言、污蔑红军，陈云意识到必须把长征的真相公之于众。为了在国统区和海外宣传长征的真实情况，打破国民党对红军的舆论封锁，他以“廉臣”为笔名，假借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身份，创作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并于1936年在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以连载形式发表。这篇文章通篇没有空洞口号，均为平实客观的现场记录，在国内外反响强烈。我们所熟知的“彝海结盟”“飞夺泸定桥”等历史事件，均能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找到相关记述。
为避开国民党统治当局的耳目，便于文章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很多叙述者选择使用化名记述长征故事。在长征途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发，化名“杨定华”，创作了《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红色牧师”董健吾化名“幽谷”，在上海《逸经》杂志发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作者在对应章节的写作过程中，将“杨定华”“幽谷”的真实身份设为悬念，再通过史料文献的多方印证，逐步揭示真相。这种写作方式，让本书摆脱史料堆砌的窠臼，将关于“历史如何被讲述”的文献考据，转化为抽丝剥茧、寻找真相的探索过程，增强了作品可读性。
《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中穿插了很多彩色照片。读者不仅能读到陈云笔下的长征，还能看到1936年7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出版发行时的封面设计。这种图文互证的方式，增强了历史沉浸感。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历史知识，其实都经历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生产与传递过程，是一代代叙述者、编辑者、翻译者、出版者接力完成的。陈云、朱瑞、范长江、邓发、斯诺等记述、传播长征的人，应该被我们永远铭记。长征不只是一段过去的革命故事，更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需要永远被书写、被叙述、被传播、被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