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十五年：一个国家失败的样本》，马国川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8月第一版
德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
■李文畅
德国大文学家哈因里希·海涅曾言：“陆地属于法国人和俄国人，海洋属于英国人，只有星空属于德意志民族。”海涅发出这番感慨的时候，正值拿破仑战争刺激下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与德国四分五裂的政治现实互相拒斥，德国统一逐渐从理想走向现实。随着普鲁士国家力量的壮大，德国在俾斯麦“铁与血”的政策下终归于统一，在欧洲腹地出现了一个富有朝气的军事帝国。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德国皇权瓦解，协约国与德国的和约尚未正式确定，德国人就在帝制的废墟上建立起了魏玛共和国。
马国川先生的《魏玛十五年》所讲述的，正是魏玛共和国短暂存在的历史（1918-1933年）。在书中，作者并未停留于梳理魏玛国家体制本身的内容，而是通过一系列涵盖社会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政治实践的个案研究，尝试揭示德国在“后帝制时代”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战败的德国面对协约国的施压和内部极端政治力量的挑战，需要保持社会稳定，而这又仰赖于强有力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随着共和政体的建立，确保公民基本权利成为大势所趋，过去在帝制时代被压抑的政治诉求亟需表达的空间。所以德国需要平衡不同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并将其引导向对新兴共和国的普遍认同。
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家与学者们在此方面做了积极努力。总统艾伯特试图说服社会民主党人与工人群体之间互相妥协，对于那些质疑自己“卖国”的报刊则加以驳斥，警惕民族主义的热情被滥用。外交部长拉特瑙则主张德国应履行赔款条约，以换取昔日敌国的谅解，从而让自己融入欧洲大家庭。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于协约国近乎敲诈的条约感到反感，但更忧心于德国国家体制是否能够在集权与发展之间实现良好的平衡。他与战争期间德国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探讨自己的政治构想，但后者似乎并未放在心上。而在德国的知识界，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始至终都反对靠战争转移社会矛盾的做法，因此对战后新兴的共和政体抱有希望。
显然，战后德国亟需解决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问题，魏玛宪法设计的国家运行机制似乎也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一套稳固的联系。然而，在马国川先生笔下，德国政坛依然四分五裂，保守军事贵族、社会民主党人和工农群体之间互不信任。艾伯特身为德国总统，却难孚众望。多数德国人对威廉皇室当权时代的辉煌记忆犹新，渴望用“铁与血”重新规划德意志民族的未来，他们更崇拜的是德国军事贵族的刚毅勇武，而非艾伯特的学者气质，即使前者将他们拖向了战争的深渊。
由此可见，德国虽然在形式上走向了现代民族国家，但其内核仍然保留了帝制时代的诸多弊端，并且魏玛国家的社会基础与少数政治家的设想严重脱节，于是便出现了艾伯特被流言蜚语折磨病逝，而希特勒和他的拥趸则通过要挟政府官员、暗杀其他党派人物和武装游行的极端方式，来展现只有自己才配得上主导德意志民族的命运。
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马国川先生的笔下，魏玛国家体制难以压制极右翼政治力量与纳粹的结合，最终被希特勒与德国的垄断资本力量联手葬送。魏玛时期，暗杀与街头冲突频繁出现，甚至在青年群体内部也出现了思想极端化的问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一个强有力的政体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必要前提。而魏玛政治家们在面对少数人裹挟民意攻击共和政体的行为时选择姑息纵容，甚至坐视制造“啤酒馆暴动”的希特勒利用其掌控的媒体将自己包装为“民族英雄”，最终影响到以兴登堡为首的传统军人力量的选择，更是将魏玛国家体制的弱点暴露无遗。因此，《魏玛十五年》的副标题“一个国家失败的样本”，其失败的根源正在于魏玛宪法确立的政治结构难以提供基本的社会稳定，而1929年后的经济大危机又加剧了这一危机，最终为纳粹党通向国家权力铺平了道路。
但是，魏玛国家体制的弊端不仅在于难以提供社会稳定的公共产品，还在于其始终难以将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与不同的社会阶层整合为共和政体坚定的拥护者。在俾斯麦时代就已能左右议会政治的社会民主党人，可以说是维护共和阵营的典型代表，然而其内部虽然不乏现实主义者，但在面对纳粹崛起的过程中并未及时组建起广泛的政治联盟，反而热衷于权力争斗，这也导致1924至1929年间竟出现了七届内阁。作为德国保守力量代表的容克军事贵族被寄予厚望，陆军元帅兴登堡当选总统似乎为德国的政治稳定拧上了安全阀，但兴登堡这一昔日反共和的力量成为魏玛共和国的元首，本身就说明了魏玛国家体制本身的脆弱，而兴登堡则为希特勒问鼎权力宝座提供了关键支持。
在《魏玛十五年》一书的结尾，作者特意呈现了纳粹高官施佩尔自我反省的过程，施佩尔将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灾难归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与技术力量的结合，这也说明，只有“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政治秩序的稳定才会变得有意义，但二者的关系并非孰先孰后，而是相辅相成。政治秩序的稳定运转是德国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目标，而《魏玛十五年》一书选取魏玛国家体制瓦解的“反例”开展研究，也进一步揭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