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文学革命”》，傅道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7月第一版
“春秋一大风雅场也”：春秋时代的文学变革与哲学突破
■刘瑞欣
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因一部史书而得名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正如它的由来一般，带着独特的文学韵味和史学气息，走进人们的视野当中。傅道彬先生的新著《春秋时代的“文学革命”》（下称《文学革命》，凡引此书只注页码），聚焦于春秋三百年间，系统揭示了其间文学所上演的各样创新与变革，阐释出专属于这个时代文学的气象风度与精神格局。春秋这一思想自由的历史转折时期，不光促成了哲学的突破，还有文学的自觉。而春秋文学的内核正是君子文学，作者在充分关注春秋新君子群体外在的礼仪风度、话语表达和人格形象的同时，也注重呈现他们内在的精神指向、思想高度、艺术修养、心理活动、审美认识与文化立场。这部回到春秋文学的历史语境的理论著作，对春秋“文学革命”何以发生又是如何表现，进行了一番富有哲思、充满诗意的深刻解读，给周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想指引。《文学革命》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学术启发。
“通变则久”：
关注春秋文学转变与革新过程的学术表达
《文学革命》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极具“通变”精神。《周易·系辞下》曰：“变则通，通则久”。作者以“通变”的意识作为“文学革命”的理论支持，用对照的方式描述了从西周到春秋所经历的各种文学现象的转变与突破。
周代文学之所以产生“变革”，核心原因是迎来了“人道主义的黎明”阶段，而随着西周古典人文主义转变为春秋新人文主义，新的君子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在社会激烈变革的促使之下，春秋时代的文学在语言风格、创作方式、思想内容、情感心理、审美追求、艺术精神等方面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
首先，作者关注的是“文言”的转变。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言”又是最接近文学意义的语词，所以，研究古典文学必然要研究“文言”的发生发展。而春秋时代“文言”实现了从旧（古）体文言到新体文言的历史跨越。新体文言以其自由灵活的结构形式、生动清新的艺术风格、通俗晓畅的语言风格、婉而成章的审美形式、层次清晰的逻辑意脉为春秋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把中国文学带入了一个新天地。（104页）
其次，是注意到周代文学最具典型意义的艺术形式“礼乐歌诗”，发生了从“古乐”转向“新乐”、从“正风正雅”变为“变风变雅”的演变。“新”与“变”是春秋文学的主要特征，“新”意味着春秋文学呈现为新的格局、新的面貌、新的气象，而“变”是打破与新生的过程，呈现出时代之变、文学之变、心灵之变。（175页）具体表现为春秋文学从宏大历史叙述转向世俗生活的具体描绘、从局促的宫廷世界转向社会生活的全景展现、从英雄崇拜到城邦君子塑造、从外部历史叙事转向内在心理叙事，也经历了从西周雅颂诗篇和乐平静的心理世界到春秋诗人“我心忧伤”式的心理格局形成，以及春秋美学从庄严夸饰向自然写实的转变。
春秋的“新乐”追求感官和欲望的刺激。在情感表现上，转向不可遏止的乱世幽怨的抒发。在审美形式上，转向激越和放任。“变风变雅”在社会的批判、生活的表现、心理的揭示、细节的描绘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历史进步，呈现为对天命的质疑、对政治的揭露和批判、对朴素的世俗生活的具体展现。
接着，作者发现了春秋“私学”的出现，而“孔门私学”也是春秋时代“哲学突破”的重要历史标志。随着西周官学的式微，周代学术重心从宫廷走向民间、从京畿中心扩散至四方边裔，迎来的便是春秋私学的兴起。春秋私学实现了从宫廷垄断的“国子之教”向普遍的平民的“君子之学”的转变。属于私学的“君子之学”，与官学的“国子之教”表现出精神气质、培养目标和知识体系的根本区别：对思想和精神的强烈关注；实现了“类”的阶层跨越，而立足于日常社会生活；出现了新的知识转型，这种变革在孔子的课堂上呈现为教授内容从“四教”向“六经”的转变。（460-463页）
最后，作者观察到的是“对话”的转变，即从西周的神谕、训话到春秋“对话”。“对话”是人类存在的根本，也是语言的根本。“对话”完成的不仅有思想的交流，还有艺术的展现。“对话”是轴心时代哲学的典范样式。在早期中国历史文献中，甲骨书写和《尚书》诰体文献成为神谕和训话的典型样式。宗教式神谕和英雄式训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思想的独断论，没有质疑，没有讨论，只有独白，只有答案，一切都存在于答案之中。与神谕和训话的方式相反，春秋对话是充满质疑、讨论、辩难和批判精神的。春秋对话的基本形式是一问一对的“问对”。这一时期的士人君子们或君臣问对，或师生应答；或于日常闲居时商榷讨论、疑义相析，或在宫廷庙堂上“王庭美对”、《诗》《书》往来；或辩难时激昂慷慨、锐不可当，或应答间机关密布、趣味横生，展示了一个时代的理性进步和艺术风雅。（523页）
“无征不信”：
重视文献依据与重返历史语境的学术追求
《文学革命》能够回到文学变革发生的历史语境“城邦社会”之下，从“城邦自立”的历史事实出发，对春秋时代的文学进步进行“言而有征”的论证和“确有据依”的解读，做到了“大胆新颖的假设在先，小心翼翼的求证在后”（李洲良：《“六经文学”研究的当代启示》，《中华读书报》2022年4月20日第15版）。
严谨而扎实的文献论证使得富有新见的理论总结更有信服力。作者分析古体文言与新体文言在表达形式上有很大区别时，用了多元而详细的文献材料加以论说和证明。先举出在《尚书》不同的篇章《汤誓》与《秦誓》之间，其文言就呈现了典雅古奥与简明流畅的差别，还有由高度锤炼到接近口语的转变。（107页）还对比了不同书籍之间语言风格的鲜明差别，《尚书》的浓缩凝结与《礼记》的放松开阔。（21页）又提到《周易》《春秋》经传之间语言风格的差异。《易经》的语言古奥简洁，恭谨严肃，且较少情感的变化；而《易传》的语言则自然流畅，错落有致，在情感表现上则情绪饱满，笔底含情。（10页）《左传》更是实现了对传统“《春秋》笔法”的文学超越，叙事空间从简略的宫廷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关注点也从描写血缘高贵的大人物转向新君子群体的形象塑造。（12页）书中还列举了《诗经》语言所反映的艺术风格，对比了颂体诗篇的古奥典重与风雅诗篇的灵动清新。（108页）在这样尽可能穷尽式地发掘例证的论说之下，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独到的学术见解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假设，而是经过严谨论证后的理论创新。
富有新见的理论因结合了文献中具体的文学现象才更有生动性。作者认为春秋文学的历史突破，常常体现为“闲笔”的广泛运用。突破了“正笔”宏大历史叙事的庄重与矜持，“闲笔”更注重对小事件、小人物、小情节、小趣味的历史叙述，看似云淡风轻，却具有描述历史真实和艺术表现的力量。他列举了《左传》中的“闲笔”描述，如：
鲁宣公二年，郑人与宋人战于大棘，宋主帅华元被俘，《左传》突然插入战前华元“杀羊食士”却不分食御者羊斟的叙述，导致羊斟驾车驰入郑师，导致了宋国的战败。
宣公四年，记郑大夫子公以“食指动”而必得美味佳肴告诉子家，两人入郑灵公宫室，恰遇“楚人献鼋于郑灵公”，两人“相视而笑”。郑灵公知其原委后，遍食大夫，故意不与子公、子家二人。子公大怒，“染指于鼎”，最终酿成了郑灵公被杀的结局。（38-39页）
“贯通博证”：
中西“打通”与古今“汇通”的学术视野
傅道彬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式学术的考证，不是细碎繁琐的索隐，而是广博贯通的证明。”（《文学批评的“中国式”话语构建与学术表达》，《文学遗产》2023年第4期）翻看这部著作时，也能够发现作者的确做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秉持着博大精深的通人气象，实现了不同学术之间的贯通。作者将春秋时代纳入雅斯贝斯所提出的“轴心时代”以及帕森斯提到的“哲学突破”的历史阶段加以考察，认为：“春秋处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里，中国式的‘哲学突破’，体现为整个社会普遍的知识信仰和独立的学术话语、人格精神。”（498页）充分肯定了中国的春秋时代在世界的“轴心时代”中具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尤其是对于中西理论之间的“打通”，多以比较的方式呈现。在作者看来，如果古希腊的哲学突破是一种“外在超越”，那么，中国古典哲学就更符合“内向超越”的界定，是指向内心、指向个人的内在境界的“君子人格”培养。（51-52页）书中也系统对比了苏格拉底和孔子两位思想家的哲学思辨，即“怀疑性追问”与“肯定性阐释”之间构成的鲜明差异。（482页）还有孔子与苏格拉底对“美的问题”的回答，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美学认识和哲学观念。（521页）而孔子与弟子对话时的学术讨论遵循着概念阐释、思想判断、逻辑证明，恰好与柏拉图提出的知识三要素一致。
而古今的“汇通”则更多体现为对前人理论成果的延伸与革新。作者根据郭沫若在《论古代文学》一文中“春秋时代的‘五四运动’”的相关表述，直接提出本书所探讨的核心命题——春秋时代的“文学革命”。（18页）在侯外庐、日知先生分别提出的“城市国家”“城邦社会”观点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申说关于城邦制度的见解，得出对春秋城邦文明、城邦理论、城邦思想的新认知。（66-67页）引入柴尔德的“城市革命”与“知识革命”的相关论说，进而分析城邦社会性质的春秋时代的知识转型和学术体系建立。（484-485页）借用傅斯年所概括的“人道主义的黎明时期”来阐释西周古典人文主义精神，并引出与之相对的春秋新人文主义精神。（79页）在对铃木虎雄、鲁迅提出的“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反思中，又再次突破了现代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汉代文学自觉”观点，得出了更具新意与说服力的“春秋文学自觉说”（137-138页），等等。可见，作者能够做到在对前人观点的独特理解之后，形成具有理论高度和思考新意的学术创见。
余论
长久以来，傅道彬先生始终致力于早期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卓著。而《文学革命》正是对其春秋文学研究的思想总结与文学书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这部写作历时二十五年的学术理论著作，可谓是作者在路远山苍、春秋代序的岁月匆忙间，始终坚持与自我思想隔空对话，并在一次次深刻思考与探索后得出的学术领悟。这份专属于春秋文学“新变”的文字解读，一如既往地富有着思想的光芒和情感的温度，更是对作者长久以来坚守的学术理想与学术信念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