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王延中著,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扎根中国土壤的共同体叙事
——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
■宋磊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升华为凝聚民族精神、引领发展道路的核心旗帜,这一凝聚着深邃历史洞察与战略远见的理念,正呼唤系统性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指引。王延中教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以其宏阔的历史视野、深刻的理论思辨和务实的路径建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领域矗立起一方理论基石。
一、廓清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与主线意义
王延中教授并未停留于概念演绎或政策宣导,而是以独特的“倒追”逻辑层层深入,直抵理论内核,深刻阐释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民族工作主线的时代必然性——这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的战略要求,也是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复杂挑战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政策演进历程的精准解读,王延中教授清晰地揭示了这一主线在民族工作整体格局中的统领地位,明确了其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根本遵循的权威性。尤为深刻的是,该书创新性地从政治、理论、实践、时代、文化、国际六大维度,立体解构其深远价值:在政治层面,它是维护国家统一、防范分裂风险的定海神针;在理论层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在实践层面,为处理复杂民族问题提供了根本方法论;在时代层面,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对民族凝聚力的迫切需求;在文化层面,是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纽带;在国际层面,则为世界多民族国家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这种多维透视,将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维度从国家治理拓展至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宏大叙事,彰显了王延中教授深厚的历史洞察力与宏阔的时代格局观。
面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挑战,该书系统梳理了漫长历程中“中国”概念内涵的演变轨迹,雄辩地论证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承认其在疆域基础、文化主体上的历史延续性,又要正视现代国家主权意识的确立过程。这种“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有力捍卫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连贯性与疆域合法性。更为精辟的是,书中以“五个共同”的历史生成逻辑揭示中华民族形成的本质,即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数千年互动中“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五个“共同”如同五根擎天柱,支撑起中华民族作为有机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厦,雄辩地证明其绝非外力强加的“拼凑体”,而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晶。
二、共同体生成机制的分析框架与科学中华民族观的确立
基于共同生存空间、经济依存互惠、文化兼容共有、情感亲近共情四个维度,可构建理解共同体生成机制的分析框架。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格局——四周相对封闭而内部水系贯通、平原相连,为各民族长期交往交融提供了天然的宏大舞台,奠定了“天下一体”的空间基础。经济上,农耕区的精耕细作与草原牧区的游牧经济天然互补,茶马互市、绢马贸易等跨越生态区的交换系统,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共生纽带和利益共同体。文化层面,汉语作为通用书面语与各民族语言的长期互动,儒家伦理与各民族文化价值的相互渗透,儒释道及多种宗教的包容并存,共同熔铸了超越单一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情感维度,历史上持续的通婚、戍边屯垦、迁徙融合,在血缘、亲缘、地缘层面编织了密不可分的情感网络,培育了深沉的集体归属感和“共情”能力。这一四维分析,不仅是对费孝通“多元一体”理论中“民族关联性”问题的有力深化与拓展,更从发生学角度雄辩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自然演进、水到渠成的结果,其“一体性”具有深刻的内在必然性,任何试图割裂或解构其整体性的观点都违背历史逻辑。在系统解析历史根基与生成机制的基础上,王延中教授展现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宏大抱负与精深功力,从多个维度分析框架来把握共同体的复杂结构,在纵向结构上,聚焦政治整合、历史传承、语言文化等维度,强调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统一性与延续性,这体现在共同的政治文化传统、连贯的历史书写和不断丰富的共同话语体系之中,在横向结构上,则深入剖析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地理空间等层面的互嵌共生关系,突出各民族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依存与深度交融。
王延中教授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四个与共”理念凝炼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理论内核。作者梳理了中华民族观从古代中国天下观下的古典民族观,到近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再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复杂演进脉络,揭示了新时代共同体观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书中对“多元一体”格局的辩证阐释尤为精彩,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多元”是共同体的基础与底色,而中华民族作为更高层次的“一体”是其本质与归宿。两者绝非对立关系,而是部分与整体、多样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命运共同体。这一阐释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费孝通先生的经典理论,使“多元一体”说获得了更具时代内涵的生命力,在理论建构的同时,王延中教授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持续批驳各种解构中华民族一体性的错误叙事。
三、理论的最高价值在于指导实践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最耀眼的贡献,在于其直面现实挑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兼具思想深度与实践智慧的行动指南。王延中教授深刻指出,正确处理“四对重大关系”是推进共同体建设的前提与关键。关于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在尊重各民族历史文化风俗客观差异的同时,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等途径不断强化国家认同、公民意识等共性要素。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强调两者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层次分明的辩证统一,需要在强化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前提下,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二者关系的界定需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中:各民族意识的健康发展是共同体意识的微观基础,而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二者的良性互动,是解决新时代民族问题、构建新型民族关系的核心逻辑,王延中教授对此关系的深刻阐述,实现了概念的学理区分与逻辑关联、理论框架下的互动机制、实践层面的边界厘清和学术研究的前沿共识。
在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上,王延中教授提出“主干”与“枝叶”的有机统一论,既坚决确立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与引领作用,又强调各民族文化要“有机融入”而非简单拼接于中华文化主干,实现“多元之美”辉映“一体之魂”的和谐图景。对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则强调必须统筹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与精神家园构建,防止“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或脱离物质基础的精神空谈。这“四对关系”的深刻辨析,廓清了实践中的诸多迷雾,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精准路标。
(作者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