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致敬抗联先烈的写作

■李发锁

接下长篇纪实文学《热血：东北抗联》的创作任务之初，我曾计划用2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大约30万字的作品。但到这本书出版，已耗时5年之久，成书逾70万字。这说明，自己当初是多么的盲目自信。

我当初的盲目自信表现为：寡读敢写，过高估计自己。当我真正研读了2000万字的相关资料、典籍、档案，又数次到当年战斗的现场考察后，犹如一个手持雕刀的笨拙匠人面对一块巨石，茫然不知该如何下手，久久不敢写一个字。直到我做了10余万字的阅读笔记，又经过100多天心力交瘁的思考构思，扔了满地废纸之后，才终于写下了本书的第一句话。

抗联的抗战历史不是孤立的存在，如同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一部分。因此，应于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格局中来书写东北抗联的大历史。同时，中国抗战的民族矛盾之中又夹杂了阶级矛盾的特征。例如，要写明国民党与共产党对抗战的不同态度及发展变化，蒋介石与张学良初期为什么对日本不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何能艰难地坚持下来，它对抗联发展的深度作用等。因此，要书写抗联的大历史，就必须着力表述其抗战的复杂性，要客观、全面地逐一理清各种民族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抗联抗战的深刻影响。

让我伤脑筋的不只是这些，还有接二连三的病痛折磨。到了古稀之年，身躯如一台磨损的老旧机器，平时牛车般慢行于平地乡路，猛地上高速一路狂奔，似到处漏气的破风箱。首先报警的是左臀麻木与剧痛渐至左大腿——腰椎间盘突出了，继而颈椎咔咔作响。我交替使用坐姿与站姿强挺着，两个月后不得不趴于床上。我不会使用电脑，每一个字都要手写，创作如同蜗牛爬高墙。

创作初期，每天进入书房我都拖延再三，尔后逼着自己：“该进去干活了！”因为一进了书房就是七八个小时，甚至有时十几个小时不能歇手，导致几年来各种病痛交替袭击躯体。其实，我最大的困难是眼疾。长期的不加节制用眼，在我接到此书的创作任务时，双眼视力均已下降为0.2，戴400度花镜都无法看报纸，只能打最强光——两盏台灯同时照在稿纸上，再加一个7倍放大镜。

创作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孤独，但在持续一年半后，周身的疼痛逐渐减轻了，也不那么劳累与焦虑了。跟抗联先辈陈翰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用布条子拉扯枪伤腐肉时的疼痛相比，自己这点儿疼痛算得了什么！我在屋子里写作，渴有水、饿有食，而那些抗联先辈们是常年宿于野外，渴吞冰雪、饿吃树皮，还常常与强敌周旋于深山，累得直吐血……过了70岁后，我已很少动情，但写作时却时时鼻酸、眼湿、激动、惋惜、愤慨，是抗联先辈们那气吞山河、不惧一切强敌的斗争精神，那忠于民族与人民的情怀，鼓励、支撑着我坚持下来。

于是，我对病痛不再消极地服药应对，而是主动出击，强身健体，每天挤出时间锻炼……七八个月后，我的饭量增加了，用药量也减少了。我清楚，自己进入了一个最佳写作状态，感觉不到苦累，有的是激奋、快乐与力量。

当我写完本书初稿的最后一个字，扯掉右手中指骨节上的胶布，一身轻松地发现，曾一度滞缓的血脉与经络疏通了。我更加坚信，人的精神状态对物质躯体是起作用的，坚强的意志对疾病有强大的自愈功能。在抗联先辈身上也印证了这一点：那些遍体鳞伤、甚至终身带着弹片的抗联先辈们，为何会有那么多八、九十岁以上的高寿者？因为，他们都是精神意志超强的人。我感恩抗联先辈们教会我如何抵抗病痛、抵抗疲劳、抵抗焦虑、抵抗怠惰，从而让我多病的躯体健壮起来；感恩抗联先辈们对我思想与精神的洗礼，使我软弱的意志坚强起来。

正所谓：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没有抗联先辈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不可能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书写抗联大历史，要重点表述抗联精神层面的东西，即伟大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怀，以及为此敢于战斗、勇于牺牲的顽强意志。舍此，则此书失魂矣！

抗联抗战不仅在精神层面，对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也有着重要战略意义。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多次不间断对日军铁路线破袭，几度掐断了日军把从东北掠夺的战略物资运回日本的主渠道，使陷入战略资源困境的日本雪上加霜。为此，日军不得不抽调一些主力师团对付抗联，最多一次对杨靖宇率领的1500余人的抗联队伍“讨伐”，竟然出动兵力7.5万人。书写正面英雄人物，离不开对反面汉奸、伪军群体丑陋面的剖析及根基的挖掘。我在充分掌握史料基础上，也对这一群体进行了揭露与鞭挞。

《热血：东北抗联》，是一次主题创作，以此致敬那些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雄壮史诗的抗联先烈们。我自我评价：实不敢说这是一部信史，准确说是从诸多专家、学者、作家的大作中摘取若干精华，自己再发表一点陋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