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复刻本纪念套装），【德】卡尔·马克斯著，恩格斯编，郭大力、王亚南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5月第一版
当马克思说中国话：1938年，一场概念“创世记”
■董宇坤
我与《资本论》的缘分，算来竟有三十二年了。那年刚进政治经济学专业，领到令十八岁的我震惊的教材——三卷《资本论》。我没急着翻开，而是仔仔细细给它们包上雪白的“外套”。素白封面总觉得少点什么。原封面上有一幅马克思的立体头像——线条刚劲，目光深邃，指腹摩挲过去，凹凸分明。我起了念头——拿起铅笔，顺着书皮上微微凸起的纹路，一笔一笔拓下来。额头、眉弓、浓密的胡须，一点点在白纸上浮现。那不是我在画他，是他在借我的笔显形。那一刻，心里涌上一种近乎神圣的感觉。一个十八岁的人，为什么要用那样笨拙而虔诚的方式，把一个作者的容貌从封面“转移”到书皮上？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个下意识的动作里藏着一个朴素的直觉：这本书不只是书。那个用铅笔描出马克思面容的下午，一直留在记忆里。
三十二年后，当我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拿到这套再版的首部中文全译本——郭大力、王亚南1938年的译作——那个早已模糊的拓印头像忽然清晰起来。我意识到：我那时做的和郭大力、王亚南两位老师当年做的竟是同一件事。只不过，我拓印的是马克思的容颜，他们拓印的是马克思的灵魂。我的拓印只需一个下午，他们的拓印却耗尽半生心血。我的拓印只为了离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近一点，他们的拓印却让中华民族第一次拥有了理解自身苦难的思想武器。
1938年，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炮火在远处轰鸣。两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学者，在一间逼仄的书房里为《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做着最后的校订。这部著作的翻译，前后历经十年——从1928年两人在杭州大佛寺立下宏愿，到辗转上海、广东，再到抗战爆发后艰苦维持，直到1938年八九月间，三卷精装本才由读书生活出版社陆续出齐。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郭大力、王亚南用一部译著为中国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语言。这个首译本的意义远不止于“首次完整译介”。它完成了一件更意义深远的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语言基石。我们后来反复谈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一个更先在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先在汉语中活下来，才谈得上与中国社会、中国实践、中国命运相结合。1938年，《资本论》的出版刚好完成了这一重大使命。
郭大力、王亚南不是在做一个简单的翻译工作。他们是在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造第一座语言的基座——创造一整套中国人能够言说、能够思考、能够传播的概念体系。每一个关键术语的中文定名，都是一次思想的“拓印”，一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的概念创造。
以“剩余价值”为例。德文Mehrwert，直译不过是“更多的价值”。但郭、王选择了日本学者采用的“剩余”二字。一个“剩”字，在中文里不只是“多出来”，更有“被剥夺后留下的残余”之意——恰好暗合工人劳动创造却被无偿占有的那个部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选择。当“剩余价值”这四个字第一次被刻进汉语，中国人才真正拥有了分析资本剥削的科学工具。此后一切关于阶级、剥削、革命的中国化论述，都站立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之上。
再看“拜物教”。德文Fetischismus，本指原始部落赋予物品超自然魔力的崇拜，当时可能译作“恋物癖”“偶像崇拜”。但郭、王取“拜”与“教 ”，将一种现象提炼为一个有神祇、有信徒、有教义的完整“宗教”。一个“拜 字，在中国文化中天然连接着“拜金”“拜物”“跪拜”的语义土壤，读者一看便知其批判锋芒所向。这不是简单的词语转换，而是让马克思的批判与中国人的文化经验发生共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概念落地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这样的概念“创世记”，在1938年的译本中比比皆是。“阶级”二字，一个“阶”划出上下高低，一个“级”锁定身份命运，让中国社会混沌的众生从此有了分析自身处境的清晰边界。“资本积累”四个字，将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凝固为可分析的理论范畴。每一个概念的定名，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奠基。
这场概念奠基之所以可能，根源于译者特殊的身份。郭大力、王亚南不是职业翻译家，而是那个时代中国最系统研究过《资本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不是拿着词典逐字对应，而是先吃透马克思的逻辑，再寻找中文表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环节：当中国人不仅能够阅读马克思，而且能够理解马克思，并且能够用中国的语言重新说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门才真正打开。从延安窑洞到国统区大学，“剩余价值”“阶级”“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些概念，逐渐从陌生术语变成日常话语，从日常话语变成行动纲领。语言，在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推动力。后来我们熟悉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无不是在这些基本概念已经在中国语言中扎下深根之后，才得以生发和展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选择在此时再版这套1938年的首译本，意义不仅在于纪念，更在于提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从未停止的过程。而且，一部1938年的老译本，放在今天读，竟没有多少“过时”的感觉。我们今天谈论的数字经济、平台模式、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这些词马克思一个都没听过，但他认识问题的方式，依然好用。不是好用在他给出了什么标准答案，而是他总在问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价值是谁创造的？它是怎么分配的？技术变革改变了生产的形态，有没有改变生产关系的实质？读《资本论》最大的收获，往往不是记住了几个结论，而是学会了一种不停追问的习惯。这种习惯，经由1938年的那场翻译，从此住进了汉语里，成为我们中国人思想库的一部分。我想，这就是一部经典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它不是让人闭嘴的信条，而是让人继续发问的起点。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会停留在1938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要回答。
马克思的思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传播，已被无数次阐释和改写。我们面对的马克思，有时候更像一尊被过度描画的神像，而不再是那个目光如炬的思想者本人。正因如此，回到首译本——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具有特殊的意义。那些略显生涩的译笔，那些未被后来的阐释层层包裹的术语，恰恰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发生时的状态。
三十二年前，我笨拙地拓印马克思的容颜。但三十二年后，捧起这套再版的首译本，我忽然明白：马克思真正的面孔，不在任何一幅画像上，而在他的每一个概念、每一行文字、每一次对资本逻辑的锋利解剖中。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的样貌，就凝固在这套1938年的译本里——不是后来的成熟形态，而是最初那一步、最关键的那一步。郭大力和王亚南用他们的半生心血，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奠基——不是用笔，不是用纸，而是用古老文明的文字。他们将人类历史上最锐利的思想一笔一画地转移到中国的语言和命运之中。那幅被拓印下来的马克思头像早已褪色在时间里。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1938年那几个最初被赋予中文名字的概念开始，便永远留在了汉语世界中。剩余价值、拜物教、资本积累——这些坐标，至今仍在指引我们理解这个尚未被彻底看透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此次再版，便是为我们这代人，重新铺开了那张等待拓印的白纸。
（作者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