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雄是我党早期从事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是江西省宜丰县人，1892年生。童年时在家读四书五经兼习武术。十五岁入中学。1911年初，他到省会南昌参加了李烈钧领导的为推翻清朝统治而组织的江西学生军。不久，武昌起义胜利，江西的革命军队乘势占领了南昌，李烈钧被任命为江西都督，学生军改编为学兵团，熊雄成为学兵团的中坚。
1913年7月，李烈钧通电讨伐袁世凯，在湖口宣布独立。但起义仅一个多月就遭到失败。熊雄跟随李烈钧逃亡到日本，并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16年，熊雄从日本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战争。1919年，他在友人资助下到法国勤工俭学。这个时期，他有机会更多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结识进步留学生和华侨工人，思想日趋进步。他在游巴黎铁塔时，吟诗一首：“登高东望一咨嗟，长剑倚天信手拿，北海鲸鲵终就戮，南析逐鹿竟谁家?!”称赞了铁塔的雄伟，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抒发了对祖国陷于军阀混战的忧愤心情。1920年底，熊雄与友人赵世炎、李立三、熊自难、陈公培等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动学会，其后又以学会为核心扩展为留法勤工俭学会，积极主张留学生组织起来，团结互助，到工厂做工，参加工人运动，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1921年，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工作、学习、生活等权利，进行了“2月28日请愿活动”。熊雄听到消息立即从当时就读的法国西南部农校赶回巴黎参加。劳动学会的成员集中在熊自难的寓所开会，印发“声明”和“意见书”，斥责驻法使馆勾结法国军警殴打中国留学生，号召大家坚持勤工俭学、坚持抗暴斗争。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故乡。熊雄为了更深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1922年3月离开法国，转赴德国留学。不久，在柏林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旅德的同学经常集中在康德大街中共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家中学习和商讨工作，主要是研究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身)的问题。参加活动的有周恩来、刘清扬、张伯简、谢寿康、熊雄等。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成员有三十余人，每人均有代号，熊雄的代号叫“其光”。8月，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周恩来代表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到巴黎出席成立大会。旅欧支部当时设有共产主义研究会，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通过旅欧少共成员在留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
1923年3月，熊雄与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到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熊雄除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革命经验之外，还有机会到苏联红军中学习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几年来，丰富多彩的留学生活和生活实践，使他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奠定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并且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
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并于广州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熊雄于1925年从莫斯科奉调回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大队副队长。10月，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出师东征，讨伐陈炯明。熊雄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协助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进行工作。黄埔学生军在东征中英勇善战，使军阀部队闻风丧胆，这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是同出色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东征胜利后，熊雄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党内任广东区委委员。当时，周恩来已离开黄埔，熊雄实际上代表党主持军校政治部的工作。他根据“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的教育原则，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向军校学生灌输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张秋人、韩麟符、于树德、熊锐等均受聘为政治教官。熊雄亲自讲授《军队中政治工作》与《本党宣言训令》两门课。他孜孜不倦地教导青年要分清敌我、热爱工农、团结群众;要做到不贪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抛弃个人功名利禄观念，为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工农的利益而奋斗牺牲。他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努力办好黄埔军校的宣传阵地——《黄埔日刊》。通过定期举行政治讨论会、政治测验、政治讲演竞赛;组织宣传队、“血花剧社”;参加军民联欢会和民众运动等多种形式对军校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教育。同时政治部还大量编印校报、期刊及各种宣传品，发至全国各省和海外，广泛传播革命思想。
由于广东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惴惴不安。他们千方百计破坏国共合作，策划迫害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阴谋活动，并把打击锋芒首先指向黄埔军校的革命师生。军校内部革命派与反动派的斗争也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起初表现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共产党人为核心)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组织)两个组织剧烈冲突上面。这两个组织被解散后，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而且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进行。1926年3月，蒋介石炮制了“中山舰事件”。面对上述形势，熊雄沉着冷静，坚决按照党的指示，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中共广东区委根据熊雄的建议，决定成立党在军校的领导核心中共黄埔军校党团。由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等人组成。主要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从此，在中共党团的领导下，黄埔军校党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
1926年5月，蒋介石又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6月7日在军校发表反共讲话，要师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并以高官厚禄作诱饵。军校共产党员在中共党团的领导下，坚定沉着，团结一致，顶住了蒋介石的压力，拒绝公开身份，使其阴谋不能得逞。1l月，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进行政选，熊雄等人继续当选为执行委员，使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力量在特别党部中仍然占优势，打击蒋介石溶共限共的阴谋。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加紧对军校控制，又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7月26日，他对校部各负责人讲话时，还提出“禁绝小组织——小团体”等口号，对共产党人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熊雄在《黄埔日刊》上发表了《对于校长叫“临别赠言”的说明》一文，指出坚持孙中山“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共产党既是代表工农的政党，自有其独立性”，“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认作我们的敌人，即拿起对付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0月初，黄埔四期毕业生上前线，熊雄在同学录上题词：“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与笑声。”指出了革命必胜的光明前景与革命者胜利的喜悦和反动派失望的恐惧，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与乐观主义的精神。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党的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也一同北迁。熊雄继续留在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熊雄及时采用各种手段，以各种形式带领革命同志继续进行斗争。在列宁逝世二周年之际，他发表了《列宁与黄埔学生》一文，指出：“孙文主义和政策与列宁主义和政策是相得益彰关系”，“黄埔学生应是最勇敢的孙总理的化身!”“应是最勇敢的列宁精神之模仿者!”引导黄埔学生坚持国民革命的正确方向，维护国共合作的原则。
1927年3月，蒋介石到上海后，形势日益紧张。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熊雄机智沉着，指挥若定。一方面布置党团员和进步人士秘密转移，保存革命力量;另一方面继续领导国民党特别党部，以灵活的方式进行战斗。4月4日，军校召开国民党特别党部党员大会，熊雄发表讲话，表示坚决拥护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四大方案”，反对广东国民党当局破坏国共合作的省党部议案。他还积极参加领导广州的工农革命群众举行示威游行，为保卫革命果实而斗争，不断地揭露和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叛变活动。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也于4月15日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这一天，军校教育长方鼎英找熊雄谈话，妄图迫其就范。熊雄严斥蒋介石背叛革命是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方鼎英怕搞下去会引起校内师生骚动，转而要求熊雄出国学习，答应派艇送去香港。熊雄于次日对送行师生作了简短讲话，勉励大家恪遵孙中山的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然后登艇离去。
汽艇徐徐离开黄埔，驶至江心时，突然发生“机件失灵，停下检修”。这时，监视黄埔的中山舰即派人登艇，将熊雄逮捕而去。熊雄被关押在广州市公安局，后转囚至河南南石头惩戒场。他在狱中对被捕的同志进行革命形势和革命气节的教育，稳定大家的情绪，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熊雄于5月中旬的一个深夜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牺牲时仅三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