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经三（1906—1937），原名刘炳礼，字经三，山东省牟平县十区峒岭乡黄疃村（今属乳山市）人。1922年，少年刘经三在寺山学堂读书。1929年春，刘经三代父到牟平县出席乡长会议。国民党县长郭培武在会上大肆宣扬“部下杀人，本县照样赔偿死者500元”的“德政”，血气方刚的刘经三勃然大怒，站起来说：“县长大人，好贱的人命啊！假如你被打死，赔偿1000元，能算事吗？”惯于作威作福的郭培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质问得瞠目结舌，狼狈不堪。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国难当头，穷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刘经三“忿国家之危机，恨南京政府之恶劣”，深刻地认识到，“欲改变国弱民穷的现状，非走革命的道路不可”。因而，1932年秋，他经宋竹庭、于俭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思想得到升华，斗争觉悟迅速提高。刘经三利用社交广泛、熟人多等有利条件，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先后介绍宋绍九、李国屏、于建业等人入党。当时的牟平县东南乡，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党组织在老鸦庄、刘伶庄、水道、午极、地口一带及文登边界地区得到广泛发展。尤其于建业、于克恭等入党以后，他们广泛地结交农民，使党组织深深地扎根于农民阶层，壮大了革命力量。
1933年1月，刘经三任中共牟平县委书记。这期间，他领导全县党员，宣传反帝、反封建以及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发动抗战，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党组织遍及全县。1933年春，胶东各县共产党组织相继建立，但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莱阳县委书记张静源受中共山东省委的派遣，到牟平等地筹建中共胶东特委。刘经三与张静源一见如故，首先安排他到刘伶庄小学工作，与宋绍九、于子聪取得了联系。之后，刘经三又奔走各县，与各地党组织联系。后来，胶东特委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指示刘经三着手建立霄龙寺联络站。
霄龙寺是一座荒废日久的寺院，地处牟、海交界，山高林密，环境幽静，便于掩护。刘经三在这里以开设鸡鸭公司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自任经理，中共党员侯岳西、于芹生为职员。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印刷、保存党的机密文件，隐藏武器、弹药，并在这里与各地党组织发生联系。张静源也时常到联络站研究工作，部署任务，使这里一度成为胶东特委联系各县党组织的中枢机关。
刘经三为支持联络站的工作，不惜变卖家产，把家里养的十几箱蜜蜂也送到鸡鸭公司，用以补充经费。但随着工作的全面开展，经费仍然严重不足，大家都为之犯愁。此时，刘经三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来：他知道父亲主持家务，手里攥着一笔积蓄，轻易不肯动用，以备生活急需。明要一定会遭到拒绝，必须暗中把款弄到手，方能解燃眉之急。但大家都知道，他为筹建鸡鸭公司已做出不少牺牲，对此举纷纷表示反对。谁知刘经三执意要这样做，怎么也劝不了。
刘经三先是到朋友家躲藏起来，然后差人送信给父亲：“带300元大洋，到某地赎身，否则，莫怪我们无情，三天之后就撕票了！”夜黑云低，正是强人出没的时候。他的父亲刘岐峰先生收到这份“绿林帖”，不免惊慌。他爱子心切，没有来得及细想，就凑足300元大洋，照办不误。从而解决了胶东特委在困难时期经费不足的问题，使霄龙寺联络站能正常地坚持工作。
后来，形势紧张，国民党牟平县党部从霄龙寺的来往信件中发现了刘经三的踪迹，并准备将其密捕。幸得“互济会”会员于镇西的电话通知，刘经三才幸免此难。但霄龙寺联络站却已经暴露，不久便停止使用。
同年10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被害，致使胶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对此，刘经三忧心如焚。他不顾个人安危，照常奔走各县，寻找同志了解情况，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就是这种强烈的事业心和革命的责任感，使刘经三没有坐待上级党组织来联系，而是主动在文登乡师召开文、荣、牟、海、莱、招、栖七县党组织代表联席会议，统一了与会代表的思想。大家一致推举刘经三代表胶东党组织到北平寻找上级党组织。于是，就在秋末冬初，刘经三肩负着七县党组织的重托，千里迢迢，风餐露宿，辗转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北平通过王心一的关系，与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接上了关系。他全面汇报了胶东党组织的工作情况，要求组织立即帮助解决胶东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北方代表根据刘经三的汇报和请求，派常子健偕刘经三返回胶东，着手恢复胶东特委的工作。并由常子健任特委书记，刘经三任组织委员，张连珠充实到特委任宣传委员，特委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生机。
当时，牟平县委正遭破坏。刘经三为了贯彻北方代表关于要注意在党的力量尚弱的地方开展工作的指示，鉴于牟平县委连遭破坏的教训，他指示中共党员王福轩和一个代号“孙大头”的同志到牟平城区一带开辟工作。王福轩隐蔽在交通不便的养马岛，以教书为掩护，发展了辛冠吾、陈耀亭等人入党，以重建牟平县委。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很快组建了牟福边委，直属胶东特委领导。牟福边委的建立，改变了牟平北部沿海地区党员空白的状况。
1934年9月23日，刘经三同特委委员张连珠、李厚生去文登、荣成巡视工作中，不幸在文登县崮头集宿店时被捕，三人同被押到文登城，关进监牢。刘经三在铁窗里，夜雨孤灯，彻夜难眠。此时，他想得最多的是特委的工作和革命的前途。特委委员三人同时被捕，只剩下常子健，而且他人生地不熟，口音不通，必然无法开展工作。个人牺牲事小，影响革命事大，三人同归于尽，于革命无益。他下定决心，豁上自己，开脱张、李二人出狱，继续为革命工作。于是，他趁放风的机会，与张连珠、李厚生通了消息，暗示他们要顶住，不得暴露身份，争取出狱，掩护工作由他自己来承担。
文登县反动县长刘崇武见刘经三有人证物证，是个共产党要犯，但又见他谈吐不俗，颇有才华，不免有惜才之意，当堂审讯时以参加“乱党”相讥。刘经三不卑不亢地说：“东北沦亡，大好山河奉与日人。使山河破碎，非‘乱党’所为！”刘崇武语塞。刘经三语惊四座，在场人无不敬佩共产党人才辈出。刘崇武知道这个年轻人不好对付，赶紧设法把他秘密解到济南，向上司交差。
刘经三等人被捕的消息对胶东党组织震动很大，为营救他们，文登的地下党员酝酿劫狱，牟平的地下工作者准备在路上劫车，但终因当时党的武装力量薄弱，又无可靠内线关系而失败。
刘经三被押到济南后，军阀韩复榘亲自审讯。刘经三深知韩复榘好大喜功，喜听奉承，以及叛冯附蒋并非出自真心，对于蒋介石“清除异党”的指示未必认真执行，因此在审讯中，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说张连珠、李厚生不过同宿一店而被累，事前并不认识。同时，为了骗得韩复榘的信任，又供出了宋心一和张一民的名字，并在之前已写信通知他们离开胶东。
对此，韩复榘果然信以为真，当场批复：刘经三因年轻无知，误入歧途，转到反省院关押，反省学习，以观后效；张、李立即取保释放。这样，张连珠得以重返胶东，着手恢复特委和发动“一一·四”暴动等工作。
1936年2月16日，刘经三在济南获释。他出狱以后，首先找到在济南的于云亭，了解了胶东党组织斗争的情况，而后匆匆地回到故乡。这时，他才知道由于自己的幼稚，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敌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天真，何况那时牟平已经通了电话，他发给宋心一等的信还没有收到，敌人就从济南打电话给国民党牟平县党部，结果宋心一和张一民没来得及转移就被逮捕，牟平县委遭到破坏。对此，刘经三感到痛心疾首。在一段时间里，上级组织没有与他联系，下边的人也没有来找过他，使他一度沉浸在痛苦之中。后来，他为了弄清问题，接受组织的审查，在没有向父母吐露真情，也没有向妻子告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绕道北平，于1937年2月4日辗转到了延安，并加入到抗大第一期第十队学习。
刘经三在“抗大”学习期间，于1937年2月26日向组织写了报告书，又于3月3日填写了登记表，如实地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在山东被捕、获释的经过。对此，组织上曾批评他：即使为了营救同志，也不允许违犯原则。当时，他思想上很不通，后经组织帮助，才认识了错误，放下了包袱，情绪也逐渐好起来。组织上根据他本人对问题的认识，审查了他的报告书和登记表，并且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可以留在边区工作。以后，组织上又审查了他的历史，恰如其分地作出结论，并在他学习结业以后分配了工作，使他愉快地回到党的工作中去。
就在这年8月的一天，延河畔热浪滚滚，暑气逼人，青年们炎热难挡，纷纷结伴来到延河洗澡纳凉。当时，天刚下过雨，河中水流湍急，混浊不清。刘经三来到延河边后，在水中活泼欢快的青年人的吸引下，也毫无顾及地纵身跳入急流之中。谁知，因他不识水性，不幸被卷入漩涡之中，无情的河水吞噬了他年轻的生命，时年3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