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白，湖南平江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９月任湘鄂赣边区临时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１９３１年７月任湘鄂赣省委书记。１９３３年，积劳成疾，病逝于江西于都，终年３１岁。
一
李宗白，１９０２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虹桥黄家塅的一个农民家庭。李宗白又名李济春，曾化名肖希。他步入职业革命生涯，始于平江城郊县立中学求学时。
１９１９年，已经１７岁的李宗白进入平江城郊县立中学读书。之前，他在平江县辖第六高小毕业。这年的５月４日，北京、上海、长沙爆发了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当革命风暴席卷平江时，这里迅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反日斗争。６月间，在平江爱国知识分子张子谋、李六如、凌容众等人的号召和组织下，平江县中、县师、启明女师和培元学校的全体学生宣布罢课，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示威。
在游行队伍中，有一个中等个子的文静青年，一手提着石灰桶，一手握着用笋壳做的大排笔，沿街书写“废除卖国条约，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标语。这个青年就是李宗白。连日来，李宗白奋笔疾书，编写了“巴黎和会始末”“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传单，和进步同学分别到街头、农村散发，还和培元学校的同学一道，拿着山东省地图，到四街八巷挨门逐户地向群众讲解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政策失败的始末。李宗白讲得声泪俱下，群众听了一个个摩拳擦掌，愤怒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起来抵制日货。
这是五四运动以来，平江县掀起的第一次爱国热潮。此时，青春年少的李宗白就满怀爱国热情，站到反帝斗争的前列。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刊物先后传入平江。这些刊物对李宗白的思想影响很大，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由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１９２５年是李宗白生命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正式踏上职业革命生涯。
加入革命队伍后不久，李宗白就投身到禁运英油起岸的“平江油潮”斗争中。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参加领导的第一场革命斗争。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与平江奸商黄栋材、钟坦然等勾结，贿买驻平江鄂军团长李柱中，武装掩护煤油起岸。李宗白接到中共平江地方执行委员会要揭穿和打击奸商阴谋活动的指示后，便和胡筠（女）、周德一、朱璋等发动数千学生和群众，纷纷奔赴汨罗江边，包围了小码头。李宗白率领几十个同学率先跳上船头，阻止起运煤油。驻军见群众来势汹涌，即吹号鸣枪示威，并用枪托殴打李宗白和其他学生，当场被殴伤者１０余人，被逼落水者２０余人。群众队伍终被武力冲散，奸商即乘机将煤油起岸。
李宗白根据中共平江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连夜串连发动，于１１月２８日再次聚集数千人向平江县署和县议会请愿，要求驱逐鄂军出境，惩办摧残爱国群众的李柱中，又被鄂军强行驱散，并捣毁了县雪耻会会场，全城戒严。这时，有的学生泄气了，李宗白耐心做思想工作，鼓动学生于１２月２１日再次向县署请愿并抓了钟坦然、黄栋材两个大奸商，带上高帽子，穿上棕背心（即系上棕绳）游街示众。鄂军在愤怒的群众面前，已不敢再庇护奸商。
几经周折，“平江油潮”斗争获得彻底胜利。这个消息一经传出，轰动了全国。
１９２６年，李宗白领导天岳区人民积极支援北伐军。８月１９日，北伐军攻打平江，他给北伐军当向导，协助打开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天岳关。
二
李宗白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曾与彭德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缘起于平江起义。
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２日，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领导发动平江起义。消息传来，李宗白非常兴奋，他和胡筠立即通知县委成员，在钟洞白鸡坑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研究了进城的有关事宜。他亲手制旗，作为进城标记。他与县委负责人胡筠一道进城，与彭德怀、滕代远接头，游击队与起义部队紧密配合，搜查漏网的反动豪绅，追捕出卖罗纳川的叛徒高岑南。地方党组织和部队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很快建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这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建立，李宗白动员游击队参加到红军中去。当红五军撤出平江县城，在黄金洞一带打游击时，李宗白组织根据地的群众慰劳红军，带领游击队配合和掩护红军。８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李宗白和游击队员邓克昌去黄金洞红五军军部。这时彭德怀不在，李宗白见彭德怀住的房里有张行军床，时已夜深，人很累，便倒在一张行军床上睡下，叫邓克昌睡另一张床。睡下不久，彭德怀回来了，李宗白忙起来向彭德怀汇报敌情。汇报完了，李宗白让出床给彭军长睡，自己准备与邓克昌睡在一起。彭德怀怎么也不让，两人抵足而眠，情同手足。
１９２８年９月１７日，在铜鼓的幽居召开了红五军党委和平（江）浏（阳）铜（鼓）修（水）万（载）五县党的联席会议，正式恢复和组成了中共湘鄂赣边区临时特委。在这次会议上，李宗白被推选为边区临时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会后，为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组织，李宗白化装成教书先生，奔走于平江、浏阳、铜鼓、修水、万载五县之间，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１９３０年６月８日至１７日，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在平江东乡四区召开了边境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李宗白、石夫、留泥（陈秋光）、赖汝樵、佐平（张启龙）等５人组成边区第三届特委常委，李宗白任特委书记。在李宗白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政治、组织、宣传、军事、农村斗争与苏维埃问题、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组织、反帝斗争、互济运动等决议案。
会后，以李宗白为首的特委全力组织边境总暴动，于７月成立了湘鄂赣边工农兵革命暴动委员会，动员了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组织２０多个团和许多没有正式编制的担架队、运输队等共２０多万人在平江集中，配合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于７月２７日晚胜利攻克长沙城。
１９３０年７月３０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李宗白任省苏委员。李立三任主席，但他并未到职，当时由王一分代理。
革命足迹已不再局限于平江，李宗白开始走出平江，一步步走向成熟。
三
李宗白短暂革命生涯中最绚丽多姿的一页，是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这段岁月里写就的。
１９３１年７月，中央派黄火青到湘鄂赣边区，在浏阳东门楚东山正式召开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湘鄂赣省委。中共湘鄂赣省委属苏区中央局领导。李宗白被选为省委常委，担任省委书记。同年９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长寿街天主堂召开了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李宗白当选为执委兼市政部长。
李宗白在任省委书记和省苏执委期间，不负党的重托，一心扑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工作很有成效。他非常注意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到１９３１年底，党在边区２０余个县、区的苏维埃区域内都建立了党的县委、区委，在湖南的长沙及江西的德安、上高等地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共计建立了２０余个县委和相当于县委的党的领导机关，党员达４万人以上。其中，平江、浏阳各有党员３０００人，修水、万载各有４０００人，铜鼓、宜萍各有１５００人左右，鄂东之阳新、大冶、通山、武宁、瑞昌等县共２．５万人以上，红军中有党员１４００人左右。团组织也发展得很快，团员达３万人以上。
湘鄂赣边区武装力量不断壮大，由建立省委时的２５００名武装人员，发展到７５００多人。李宗白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主张以红军主力一半、地方武装一半的建制来发展边区武装力量，同时主张红军分散到各地方去发展游击战争，组织群众。他号召各地党组织努力支持红军，红军同地方党的关系很融洽。苏区也不断在发展。１９３０年攻打长沙后，湘鄂赣苏区特别是平江、浏阳、修水等县形势发展很快，苏区的版图虽然不是连成一片，但当时已有１０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军民情绪高涨，农村进行了土地革命，农民得到了实际的土地利益。
李宗白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很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他为人诚实，性情温和，待人和气，很善于处理工农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与工人出身的省苏主席赖汝樵就合作得很好，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有时对一些事虽然争得面红耳赤，可双方都不计较，谁说的对就听谁的，丝毫没有一点“家长作风”，有的是平等、求是，谁有理就服从谁。在确定以什么地方为主要根据地的时候，他们也曾有过争论，最后的结论是以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为湘鄂赣的中心根据地。这里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好，党的组织建得早，群众基础扎实。
李宗白是一个有着铮铮铁骨的革命者，他不畏权势，敢于坚持真理。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下，湘鄂赣苏区曾一度出现“肃反”扩大化的现象。如红十六军七师肃“ＡＢ团”，采取各团集合站队，将所逮捕的人用黑布袋蒙面，只留两只眼睛在外，要他一个一个地看，指出谁是同党。谁若被他指了一下，谁就当即被当作“ＡＢ团”逮捕。又如驱逐反动家属出境，一些走不动的老弱病残被杀掉了。李宗白发现这些情况后，曾向红十六军党委和修水、平汉等县委指出不能这样做，不许随便抓人、杀人。李宗白强调“肃反”要重证据，不能轻信口供。他反对以“肃反”推动工作的错误口号。他召开省委会议，制定了“肃反”中的３条原则：（１）根据阶级地位与社会关系；（２）根据干部的历史与斗争表现；（３）根据罪恶的轻重。同时指出，不要以“肃反”代替一切工作。
李宗白头脑比较冷静，善于观察形势，分析形势。１９３１年９月，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围剿”后，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李宗白及时指出：不能麻痹轻敌；在精神上要准备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在中共湘鄂赣省委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口号，但正是这一点，后来成为王明“左”倾路线批判他的口实。
经过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平江、浏阳等地涌现了大批工农干部。为了扩大苏区，李宗白和省委同志商量，从平江、浏阳调一批干部去帮助其他地区工作，去帮助鄂东南发展苏区。这一切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效。
为巩固和发展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李宗白呕心沥血，但是，这个时候他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打击。１９３２年２月，参加全苏代表大会的孔荷宠回来后，极力推行“左”倾路线。他任红十六军军长、湘鄂赣军区总指挥时，性情高傲，乱烧乱杀，乱打乱冲，曾因遭到李宗白的反对而对李宗白不满。这时，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又派出一个代表团来彻底改造省委。他们来后，于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７日在修水上杉召开了省委执委第三次扩大会议。那时，刚开第二次扩大会，中央来了代表团，第二次扩大会不生效了。这个会经过对原省委的“揭露”与“批判”，把原来的省委推翻了，成立了临时省委，并撤除了李宗白的省委书记职务。
李宗白被称为“湘鄂赣反革命托派领导者之一”，说以他为首的湘鄂赣省委的路线是“极其严重的调和主义”，说他提出准备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是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夸大了敌人的力量，是“右倾机会主义”，还说他主张红军分散打游击是“游击主义”。又将过去在平浏地区作战遭受的损失，说成是李宗白受了“平浏观念”的影响，他还没有转变到六届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上来。于是，将李宗白任湘鄂赣省委书记期间的省委所有文件、决议和指示都一律撤销，宣布无效。
在遭受无端打击和迫害的情况下，李宗白并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在一次会议上，他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一方面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提出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口号及“平浏观念”等问题，则据理争辩，坚持不屈。但那时哪能容许他申辩，中央代表陈佑生在桌上拍了一巴掌：“你犯了严重右倾错误，对外夸大国民党力量，对内‘肃反’不力，还有道理？！”李宗白昂起头：“我从实际情况出发，哪是右倾！”“我停止你的发言权！”陈佑生火了，眼一瞪又在桌上拍了一巴掌：“给我反省去！”
李宗白的“反省”交上来了，但这哪是什么反省，完全是对“左”倾路线的控诉书！他在“反省”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他痛心地反省自己“右”得不够，对“肃反”扩大化抵制不力。他为几百名被错杀的同志痛心疾首，在“反省”中说：“虽肝脑涂地，不足以报含冤负屈的同志于万一。”
李宗白向中央写报告，如实地报告他的思想和工作，以及他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的真实情况。他还和几位同志一起，携带文件、报告及有关资料，到苏区中央局反映情况，陈述意见。１９３２年９月２日，中共中央局对中共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出指示电，电文中说：“我们提出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口号，要以革命的进攻来消灭反革命对于革命的进攻，你们还拒绝提出这口号是错误的。这仍然是由于革命发展，给予反动统治阶级威胁作用的估计不足，望纠正……”
１９３３年，苏区中央局发出文件，肯定原湘鄂赣省委的成绩，指出临时省委不应该全盘否定原省委的工作及其所发出的文件、决议和指示，临时省委是实行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领导”。这样，就实质上为李宗白作出了结论。
１９３２年３月，李宗白调到中央苏区，任湘赣省委委员兼江西于都中心县委书记。虽然职务降了，但李宗白毫不介意，仍一股劲地为党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跑遍了于都中心县委所辖的区域，与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广泛接触，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工作布置。
１９３３年，李宗白积劳成疾，病逝于于都，终年３１岁。
历史证明，李宗白是我党的优秀战士，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卓越领导者。
（贺建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