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高，湖北阳新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１年５月任鄂东南特委执行委员，后任湘鄂赣省委副书记、鄂东南道委书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在对敌侦察中不幸牺牲，时年３６岁。
一
黄家高，１９００年３月８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金海镇善福里黄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悲惨生活。他５岁那年，父母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之后他与祖父黄树良相依为命，生活更加艰难。
年近花甲的祖父长年累月起早摸黑，忍饥挨饿，一把眼泪一把汗，总算把黄家高拉扯到了９岁。这时，黄家高开始懂事了，当他看到别的小孩背着书包去上学，心里十分羡慕，常与祖父吵闹着要去念书。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他进入本村私塾启蒙。因他聪颖用功、好学上进，故成绩很好。惜才怜贫的黄宝成先生，见黄家高年少志高、才华初露，十分高兴，破天荒地让他免费读了五六年书。后因祖父年迈多病，不能动弹，倔强孝顺的黄家高为照料祖父，毅然放弃学业，在家劳动。
祖父去世后，黄家高当过木匠学徒，给地主看守过草场，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欺凌和虐待，饱尝了苦难。八里湖草场本来是个公共草场，当地农民年年在此打草积肥。但是，贪得无厌、心狠似豺狼的地主为了敲诈勒索农民，便勾结官吏，独霸了草场，并派黄家高去看守。这就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气愤，黄家高对此也愤懑不平。于是，他串通农民，商量暗语，继续让农民悄悄打草。当地主的狗腿子远远走来时，他就干咳数声，农民得到暗号，便迅速离去。时间久了，他的举动还是被地主察觉了，因而遭到地主的拷打和辱骂，并被赶出地主家门。对此，黄家高并不在乎，还风趣地说：“我得到自由了。”
１９２３年，黄家高偕同王显德、费尚全等逃荒外出，漂泊到大冶港窑湖（即黄石港、石灰窑、道士湖）工矿区，在富源煤矿当了一名挖煤工人。此时，在中共大冶特别支部领导下，工矿区秘密工会已经建立，工人运动正在兴起。党为了团结教育广大工人，壮大革命力量，在各厂矿普遍建立了工人俱乐部，黄家高是工人俱乐部活动的热心参加者之一。在党的教育和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黄家高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并于１９２４年秘密参加了工会，开始从事工人革命运动。之后，他积极参加了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难者的集会和游行。在工人开展罢工等斗争中，他总是站在前列。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工人运动由秘密走向公开，港窑湖地区的工人运动开展得更加轰轰烈烈。
１９２７年６月８日，夏斗寅叛军窜到大冶“清乡”，血腥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在夏逆的支持下，反动资本家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一方面对革命者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另一方面将工会会员和老工人大部开除，妄图达到一举扑灭革命的罪恶目的。黄家高、王显德等被迫返回家乡，先在裕济煤矿当工人，后又转到福东煤矿。
７月，蒋汪合流，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黄家高毫不畏惧，仍然秘密从事工人运动。他深入到工人家里，一方面嘘寒问暖，团结教育工人，另一方面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工人们起来继续同资本家作斗争。一次，有个工人积劳成疾，身体瘫痪，狠毒的资本家不仅不给这个工人钱去治病，而且还停发了工资，致使他完全处于绝境。这件事引起广大工人的强烈不满，黄家高更是义愤填膺。他挺身而出，亲自背着瘫痪的工人，带领大家去找资本家评理。他声色俱厉地质问道：“工人给你做工，养活了你。现在他病了，你为什么不闻不问，为什么还扣发他的工资，你有没有良心？……”这次斗争，由于没有党的领导，加上工人发动不充分，组织工作也不够严密，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事后，黄家高摘下自己头上的棉帽，脱下身上的棉袄，送给了这位工人。他的这种见义勇为、慷慨相助的高尚情操，使广大工人深受教育，大家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困难的工人兄弟。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阳（新）大（冶）县委派共产党员杨振东到金海的裕济、民生、福东、广益、黄厂等煤矿开展革命活动。他在深入了解了矿区工人斗争的情况之后，先后介绍黄家高、王显德两人加入了共产党。从此，黄家高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不断追求革命真理，献身革命事业的道路。
１９２８年初，在黄家高等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作下，福东煤矿首先恢复建立了赤色工会，黄家高被选为工会委员长。然后，他又领导工会会员分别深入到裕济、民生、广益、黄厂４个煤矿公司，帮助恢复了工会组织。这样，金海地区的工人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在工会的统一领导下，工人们举行了多次罢工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减少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等方面的胜利。
二
１９２８年２月，根据阳大县委“深入农村，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的指示精神，黄家高立即带领王显德、黄庭照、刘太清、费尚全、黄先修、柯志成等人到清源口、太子庙一带农村，昼伏夜出，寻找大革命时期失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发展新党员，并建立党的组织。黄家高首先在大塘铺、茅村一带恢复建立了中海党支部，并亲任党支部书记；接着，到柏林一带帮助建立了中湖党支部，由李观范、费国威等负责；随后，又到沿江地区的清源口、海口、黄颡口一带活动，帮助建立了党的沿江特别支部，由费文贤等负责。这样，在全区范围内迅速恢复了党的组织。
在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为了迅速扩大革命的影响，开创新的局面，黄家高领导建立了金海区的第一支游击队，约２０余人。开始时，游击队仅有两支手枪，其中有支手枪的撞针已断，不能使用，其余的武器都是长矛大刀。但是，金海地区的武装斗争就是靠这两条枪开展起来的。
游击队建立后不久，“清乡团”团总李督哉纠集善福、新亭、保正、永章４个里的豪绅地主，在永章里公所开会，准备筹款买枪，建立反动地主武装，企图进一步欺压民众，镇压革命。黄家高、黄庭照等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狠狠打击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率游击队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永章里公所，一举杀死团总李督哉及陈衡直、刘才千、陈金国等７个土豪劣绅，打响了金海地区武装斗争的第一枪。随后，黄家高又带领游击队在善福里老祠堂镇压了作恶多端的“清乡团”团长费联甲、杀死了准备外逃的恶霸地主费新吾夫妇。游击队在打土豪的过程中，将没收的财物和粮食全部分给贫苦的农民，因此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许多青壮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随着农村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党的组织进一步得到了壮大。至１９２８年８月，金海、龙山两个区已建立了１１个党支部，党员也发展到１３０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金龙地区的“四抗”（抗租、抗税、抗债、抗捐）斗争、反“清乡”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工农革命运动的面貌为之一新。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日益瓦解，村、乡苏维埃政府开始建立，黄家高当选为尧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１９２９年冬，金龙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黄家高当选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广大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可是，善福里济桥湾的大土豪费康平、费清平对革命运动却切齿痛恨，秘密建立了反革命武装，阴谋破坏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黄家高得到消息后，马上带领赤卫队员将他们捉到樊家山镇压了。其后，他们又在芳庄湾、塔时湾等地逮捕了有破坏活动的豪绅地主１１人，在一甲垴召开了有数千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会上，黄家高揭露了阶级敌人的罪恶活动，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与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在“打土豪、分田地”“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声中，将他们全部枪决了。这对巩固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在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同时，黄家高也十分注意团结广大群众，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黄岗村的黄永生、黄永玄、黄怀吉等农民之间发生了宗族纠纷，而且越演越烈，最后发展到准备进行械斗的严重地步。黄家高闻讯后，立即赶到黄岗村，分别做双方的工作。他诚恳地说：“我们都是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即便产生纠纷，也应互谅互让，妥善处理好。现在大敌当前，穷人们更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决不能做出亲痛仇快的蠢事来。”一席话，使黄永生等农民深受教育，从而很快解除了疙瘩，增进了团结。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互相支援、互相帮助，情同手足，亲如家人一般。
乡村农民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工人运动的开展。１９２９年冬，阳新县总工会在太子庙正式恢复建立，选举黄家高任委员长。黄家高的革命担子越来越重，但是，他有条不紊、夜以继日地积极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使金龙区成为革命的红色堡垒和可靠的后方。
三
１９３０年５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东特委成立，吴致民任书记，黄家高任执行委员。１０月５日至７日，鄂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太子庙王官山召开，正式建立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曹玉阶任主席，黄家高任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１２月，国民党武汉行营代主任何成浚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即以二十六师郭汝栋部为主力，韩士杰、谢彬两部副之，向鄂东党政军机关的驻地——金海地区发动了疯狂进攻。这时，根据地内的豪绅地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纷纷出笼，给敌人报信带路，领着反动军队到处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少数败类，也公开扯起白旗反水。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结束后，根据上级指示，鄂东特委决定开展一次肃反斗争，进一步巩固苏区。黄家高直接领导了鄂东各县的肃反斗争，重点镇压那些反动的豪绅地主，同时也镇压了少数叛徒。这不仅对纯洁革命队伍、巩固革命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也为粉碎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１９３１年５月，根据中央关于调整苏维埃区域的指示，中共鄂东特委改名为中共鄂东南特委（１９３２年１月又改为中共鄂东道委，５月改称中共鄂东南道委），正式划归湘鄂赣省委领导，黄家高当选为特委执行委员，并兼任鄂东南总工会委员长。１１月，黄家高、吴致民、洪紫青等代表鄂东南苏区，出席了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黄家高为驻湘鄂赣省的全权特派员。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７日至２６日，湘鄂赣省委在修水上杉召开了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撤销了以李宗白为书记的原省委，成立了以林瑞笙为书记的临时省委，黄家高、吴致民等参加了临时省委，任常委。
会后，湘鄂赣省各县相继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黄家高以省委代表身分，先后出席了通城、阳新等鄂东南各县的党代会，亲临指导工作。与此同时，他与广大干部群众推心置腹地交谈，了解和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通城县在肃反工作中没有发动群众，群众捉获的二三十名重要政治犯中有十几名是“铲共团”的首领，群众迫切要求枪决，但负责人故意拖延不理，致使反动派逃走。黄家高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和追究了县苏维埃政府个别负责人的责任，严肃认真地作了处理，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好评。后来，他又以《放走反动派，这是何等罪恶》为题发表文章，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各级负责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应与这些向反动派投降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５月初，黄家高到达通山县。通山县委书记黄玉田（原名刘怀玉）是出席鄂东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他准备赴大会的时候，叮嘱在县委工作的干事说：“如果有小的问题，你们可以答复的就答复，大的问题找交通送到龙港大会来，等我来答复。”黄家高听了这话，敏锐地意识到黄玉田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个人说了算的坏毛病，当即就问：“为什么不要代理书记来主持县委工作呢？”黄玉田答：“我们只有三个常委，一个到省里赴会去了，一个到下级巡视去了，就是他们在家，也是弄不清的。”黄家高严肃指出：“这证明，你们通山县的工作，完全建筑在一个书记的身上，其他县委工作同志没有真正行使职责。书记到龙港开会，县委工作问题便要到大会来找书记解决，这种‘抬衙门就知县’的工作方式是不对的。”他耐心地启发黄玉田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团结广大干部一道工作，动员千百万群众积极参加这一斗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至１５日，湘鄂赣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万载小源的韩家祠堂召开。召开这次党代会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地贯彻执行“左”倾路线，同时使临时省委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合法化。会议通过了宣言、政治决议案等１１个文件，选举林瑞笙、黄家高、陈佑生、傅秋涛、张金楼、孔荷宠、陈桂生等为省委执行委员，并成立了正式省委，省委书记仍由林瑞笙担任，副书记陈佑生、黄家高。
在此期间，湘鄂赣省委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红军战备、肃反斗争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这些决定贯彻后，给整个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作为湘鄂赣省委副书记的黄家高对此应负一定的责任。
在全局上，黄家高的确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左”倾错误，然而在局部上，他又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斗争。鄂东南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分局在肃反问题上犯有乱捕乱杀的严重错误，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黄家高曾以省委的名义多次写信严肃批评，指示他们必须立即纠正。但是，由于政治保卫分局局长明安福等人坚持错误，所以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１９３３年８月，黄家高带着中央电报指示，亲自前来鄂东南解决问题。首先，他将中央关于“停止湘鄂赣省逮捕犯人之权，已逮捕之人犯，要待新书记到达后处理”的指示念给明安福听，并严肃批评：“你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指示，专凭口供，屈打成招，乱捕乱杀，对革命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是，明安福拒不接受，仍然坚持错误，说：“老子雇农出身，怕什么，难道反革命还不捉不杀吗？那算什么革命呢？”黄家高又批评说：“党的指示你都不接受，看你骄傲到了何种地步。你以为是雇农出身，就认为什么都过硬。那我是产业工人出身，你看到底哪个硬？这次，你不接受也得接受，非解决问题不可。”可是，明安福还是强词夺理，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黄家高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当场宣布撤销他政治保卫分局局长职务，解除了他的武装，并将其扣押起来。这样，才算基本上制止了鄂东南在肃反中乱捕滥杀的错误，保护了一批干部和群众。
四
１９３４年１月７日，中央派来的新书记陈寿昌到达湘鄂赣省委所在地小源，并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改组了省委，黄家高仍当选为省委常委。
１月２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赤色首都瑞金开幕，黄家高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华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明确了苏维埃今后战斗的历史任务，并且具体讨论了红军建设、经济建设与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通过修正的苏维埃宪法及上述各重要问题的决议案。最后，大会选举了１７５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黄家高当选。
会后，黄家高迅即返回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这时，正值红三师王文战斗失利，损失重大，形势十分危急。因此，新省委决定改组鄂东南道委领导机关，任命黄家高为道委书记，调原道委书记方步舟、组织部长石继民等到省委另行安排工作。２月下旬，黄家高到达鄂东南道委机关驻地——通山县冷水坪后，立即主持召开了鄂东南道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决定，改组了道委机关。会上，他作了重要讲话，指出鄂东南道委在前段时期所犯的错误，强调了红军建设、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紧急动员起来，团结一致，振奋革命精神，坚决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王文战斗失利后，鄂东南苏区大部陷入敌手，敌人很快恢复建立了反动政权，强化了反动统治。“铲共团”“还乡团”等反动武装四出活动，疯狂地向革命群众进攻。他们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据此，黄家高着重抓了革命武装的整顿和建设工作。他首先领导重建了红三师（对内称独立团），任命师长谭质夫、政委谭凤鸣；同时，又领导组建了一批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处袭击敌人，炸毁敌人碉堡，破坏敌人军事设施，捣毁敌人乡、村政权，使敌人胆颤心惊，不得安宁。阳新筠山山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面临长江，背靠县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能恢复这块苏区，既可与鄂豫皖根据地相呼应，又可威胁县城之敌。因此，黄家高曾先后两次派出工作团和游击队前去工作，但均未奏效。第三次，黄家高亲自带领几十条枪前往，决心恢复筠山苏区。他机智勇敢地冲破敌人道道封锁线，胜利抵达筠山。但是，由于敌人任意杀戮、血腥镇压，党的组织破坏殆尽，农民组织均被捣毁，加之敌人岗哨林立，密探四布，无法接近群众，找不到党的组织。虽然他作战勇敢，指挥得当，给敌人以一定惩罚，但终因敌众我寡，仍立足不住，只得返回。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湘鄂赣苏区开始了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年代。黄家高与广大军民始终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难。他们没有粮食，就吃竹笋、野菜，啃树皮、草根。有时弄到一点好吃的东西，黄家高总是先让给伤病员吃。游击战争时期，他们经常露宿野外，任凭风吹雨淋，黄家高还风趣地对大家说：“大地是我们的床，蓝天是我们的被。”当时，战斗十分频繁，几乎每日有战事，有时日有数战，黄家高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在哪里指挥。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始终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１９３６年，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对苏区的组织领导机构作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省委决定，派秦化龙任西北特委书记（管辖鄂东南、修武崇通地区），调黄家高任湘鄂赣省委副书记。不久，又调黄家高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此后他随军驰骋于湘鄂赣广大地区。
１９３６年七八月间，黄家高、方步舟、明安楼等率领红十六师挺进到奉新县城附近，在修铜宜奉等县地下游击队的配合下，运用围城打援的战略战术，包围佯攻县城，伏击了上富来援之敌——江西省保安第九团，击溃敌团部和一个营，计歼敌３００多人，缴枪２００余支。９月，我军向修铜宜奉边一带游击，敌人派出海军陆战队一个团尾追。我军在奉新与靖安交界之东坑与敌接战，在东北分区游击队的主动配合下，取得了东坑大捷，歼敌６００余人，缴枪３００余支，击毙敌团长。获胜后，红十六师继续向靖安方向前进，途中遭敌碉堡群阻隔。黄家高为摸清敌情和地形，以保证我军胜利突破封锁线，不顾个人安危，一马当先，带着警卫员黄鲲华亲自到前沿侦察。正当他举着望远镜仔细察看敌人阵地时，突然一梭子子弹射来，击中他的头部，当场壮烈牺性。
黄家高牺牲的噩耗传来，湘鄂赣边区广大军民悲痛万分。红十六师全体官兵，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将黄家高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奉新城郊的一个小山坡上，并脱帽致哀，鸣枪致敬。
（陆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