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任，江西都昌人。１９２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０年来湖北工作，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省委代理书记、省委常委兼秘书长。１９３０年６月在汉口不幸被捕，７月英勇就义于武昌通湘门外，年仅２５岁。
一
冯任，原名冯世法，字秉伊，号觉民、任之，化名王警吾、甘伯棠、王亦吾、方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日出生于江西都昌县土塘镇一个乡绅家庭。５岁启蒙读私塾，随后进小学。１９２１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
１９２３年３月，冯任参加由共产党员袁玉冰、赵醒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４年４月，冯任发起、组织了江西海员工会，担任海员工会负责人。５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江西党组织负责人赵醒侬等被军阀逮捕。面对恶劣的环境，一些人纷纷躲避，冯任却毅然代理青年团南昌地委书记的职务，四处奔走，营救赵醒侬等人。１９２６年１月８日，他主持召开在南昌的团员大会，讨论寒假期间各学校留校和返乡的团员工作问题。冯任亲自制定工作计划、农村调查、读书报告等表格，分发各团员，要求将执行情况每两周向地委报告一次。会议结束后，冯任起草了《团南昌地委报告——关于反动派迫害进步势力情形》，向团中央报告南昌的形势、赵醒侬等被捕的经过以及近期工作。之后又多次向团中央写报告，并积极主动部署团南昌地委的工作，保证了团的工作正常进行。２月下旬，团中央特派员来南昌巡视工作，决定由冯任正式担任团南昌地委书记，并报告团中央。３月２８日，团南昌地委改选，冯任担任组织部主任。
７月，冯任从省立一师毕业，被派往九江，肩负起发展党团组织、指导工农运动、领导赣北人民迎接北伐军的重任。１２月，冯任调任中共江西地委秘书（１９２７年１月，地委改称区委；５月，区委改省委）。
冯任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革命理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１９２７年４月，在纪念列宁逝世３周年时，他与团江西区委书记袁玉冰、中共江西区委宣传部长汪群等发起组织列宁主义研究会。在他撰写的《怎样研究列宁主义》一文中指出，几年来的革命经验，表明了列宁主义是十分正确的，“列宁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南针”；强调“革命的理论是离不开实际行动的”，号召全省青年不要做时代的落伍者，对列宁主义要作深入研究。冯任自己也更加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
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１日，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冯任当选为省委委员兼省委秘书。８月３日，南昌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省委决定多数党团员随起义部队南征，少数党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省委考虑到冯任没有暴露身分，又熟悉各地党团组织情况，遂决定其留下从事地下工作。此时，江西各地党团组织和革命团体负责人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党的组织或停顿，或解体，一片混乱。共产党员有被杀害的，有动摇脱党的，有叛变投敌的，但更多的是逃亡他乡暂时隐蔽起来。联络各地失散的党员、指导各地党员安全转移、整顿恢复各地党的组织，是摆在省委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江西省委其他几个负责人都是在原工作地站不住脚刚转到江西的，情况不熟悉。这样，联络各地失散的党员、整顿恢复各地党的组织的任务，主要就落在了冯任的身上。随着省委机关的频繁转移，冯任在南昌六眼井的三益巷、黄家巷和松柏巷那些阴暗简陋的房子里，接待安置各地来的党员，并采取对调等形式，让他们易地继续进行地下活动。他还为省委起草文件，指导各地隐蔽下来的同志如何在逆境中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１１月，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省委取消各部，设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军事、交通４科，冯任为省委秘书长，管理各科，全面负责省委机关工作。１２月１６日，中央常委会根据江西省委书记陈潭秋的意见，增补冯任为省委常委。
１９２８年初，江西省委只有陈潭秋、冯任两人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其他同志或去中央开会，或外出巡视工作），冯任协助陈潭秋把省委的各项工作组织得有条不紊，具体指导了赣西南、赣东北各县党的工作，并及时将江西的情况向中央报告。３月，他针对江西党员中存在的问题，起草了“共产党员２２条”（后改为《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提出从严治党，是江西省委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教材，为江西省党的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５月初，陈潭秋调任中央组织部长，陆沉担任江西省委书记。陆沉刚到任，不了解江西情况，冯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到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弋（阳）横（峰）等地巡视了一个多月，恢复了省委与弋横等地党组织的联系。冯任巡视期间，省委遭到破坏，省委宣传科长黄松龄被捕入狱，冯任改任宣传科长。
９月，出席“六大”的省委常委、组织科长王凤飞和省委巡视员张世熙回到江西，省委即着手筹备召开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中央决定陆沉不参加新的省委，且陆沉又因病住院，冯任代理省委书记，主持起草省委工作报告，负责大会的筹备和召开。１２月上旬，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湖口县王燧村召开。冯任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了新的省委，冯任任常委兼宣传部长。会后，冯任起草了《中共江西省委赤字通告（第一号）——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向全省各级党的组织传达全省“二大”精神，提出党的任务和斗争策略。
１９２９年２月，冯任奉命赴上海汇报工作。当冯任看到中央３０号通告中关于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后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主要工作的内容后，他联系到中央其他工作，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呈交了一份《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见书》，坦诚地陈述自己对当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的看法，指出：“中央对于农运问题，的确有忽视的倾向，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六次大会后，对于职工、组织、宣传、军事甚至妇运，都有通告，而于农运则除在年关斗争及这次政治通告谈了外，简直没有。”冯任指出了当时全国农村尤其是江西农村中普遍发生的一些严重问题，希望中央根据“六大”精神，赶紧加以解决，这实际是对当时中央的“城市中心论”的批评。在《意见书》中，冯任还对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李立三在一篇文章中，把方志敏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弋阳农民武装斗争说成是受了景德镇工人罢工的影响。冯任看后觉得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批评李立三以景德镇工人罢工为例来证明“城市中心论”的正确是站不住脚的。
３月３日，冯任与正在上海参加全总会议的江西省委常委、工委书记胡子寿一道，向中央汇报了江西省委成立以来的工作。他对前段省委工作中的问题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做了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讲集中制，这批人（自然连我也在内）应当送来中央打屁股；讲民主制，给全省二次大会打屁股。”强调“这个重大责任，不但省委书记要负，即我也有莫大的错误。”冯任尤其对１９２８年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年关暴动提出了批评：当时“指导各级党部的信，无暴动不开口”，“省委日常工作：忙于暴动的计划，指示，批评……，省委政策：暴动，暴动，盲动，盲动……”，“此时的江西省委，简直是暴动狂”。冯任之后将汇报的情况整理成书面报告，即《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冯任对省委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真诚的，他深感自己由于长期坐机关，缺乏实际经验，不了解下情，盲目指挥，贻误了党的工作。冯任从上海回江西后，在常委会上主动要求退出常委，到地方工作。省委决定让冯任退为省委候补常委，任赣西特委书记，以加强吉安中心区域工作。
４月，冯任到达吉安后，立即派出巡视员到各地恢复与整顿党的组织，并于５月主持召开了赣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赣西特委，冯任当选为书记。以冯任为书记的赣西特委，团结一致，脚踏实地，从赣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城区工作同农村工作、组织工作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党的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特委还建立了交通分局，恢复了与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特委、赣南特委的联系。赣西特委这个中转站的“枢纽”作用又开始正常运转，中央、江西省委与前委的联系恢复起来。冯任和赣西特委出色的工作，得到了江西省委的多次表扬。７月，中共中央派赵醒吾到吉安，找到原在滇军的好友、国民党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做他反正的工作。在赵醒吾的帮助下，罗炳辉要求加入共产党。赵醒吾把罗炳辉的情况向冯任汇报后，离开了吉安。冯任与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分别找罗炳辉谈话，秘密吸收罗炳辉加入了共产党，进行单线联系。
９月，中央指示江西省委加强赣南工作，认为“赣南工作在赣州及附近县份均有其很重要的意义，那些地方民情强悍，受朱毛影响较多，斗争易于发展；而其工作之发展与否，对于闽西粤东北影响颇大，所以省委必须派得力人员前往巡视指导工作。”省委决定调冯任回省委，以省委巡视员的身分，赴赣南巡视指导工作。１０月１５日，冯任主持召开赣西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赣西特委５个月以来的工作，研究了当前任务，改组了常委，由王伯元任书记。之后赴赣南。
此行的任务是找到赣南特委和红四军前委，转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同时将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亲手交给毛泽东、朱德。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指示信，其内容与冯任巡视的任务有关。中旬，他因在赣南找不到特委和前委，自赣州折回，途经吉安，正好碰上在吉安工作期间的房东带着国民党特务在街上抓人，一把将冯任抓住。冯任沉着镇静，机智勇敢地摆脱了特务的搜查。虽然此时他已离开省委领导岗位，但他得知省委已遭到破坏时，心急如焚地赶到南昌，冒着极大的危险，协助省委书记沈建华恢复省委的部分工作，并立即通知下属党组织负责人迅速转移，以减少革命的损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和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１２月上旬，被捕的团省委秘书长庞云飞和赣东特派员王立生等叛变投敌，冯任在南昌站不住脚，遂去九江、德安巡视。中旬，得知九江县委、赣东北特委也遭破坏，沈建华被捕的消息，冯任离开九江坐轮船赴沪。１２月２０日，冯任抵达上海。这次中央接待冯任的正是他的老领导陈潭秋。此时陈潭秋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协助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处理组织部的日常工作。中央组织部设在上海成都北路文义路小菜场旁边的一个里弄里，冯任住在这里，等待中央的安排。２６日，他向中央写出了关于江西党组织大破坏的经过和善后办法的报告。他对这次江西党组织大破坏的原因作了深层的分析，指出：党的无产阶级组织基础的脆弱、机关方式转变的不充分、工作同志秘密常识的缺乏、拼命主义的倾向、应付事变的迟慢和犹豫等，是这次党组织被破坏的主要原因。冯任还提出了善后处理意见。
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和１４日，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江西问题，冯任在江西党组织空前大破坏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深得中央领导的称赞。中央认为冯任立场坚定，头脑清醒，遇事沉着，既有能力，又有地下工作经验，可以委以重任。考虑到冯任在江西工作时间太长，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宜再回江西省委任职，因此暂留中央，等待分配。
二
１９２９年秋以后，湖北农村革命根据地乘军阀混战之机迅速发展，武汉城区工人运动也打破一度沉寂的局面走向复兴，罢工潮此起彼伏，大小约数十次。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１９３０年２月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正式湖北省委，欧阳洛（毛春芳）任书记兼妇委书记，何玉琳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将冯任调到武汉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农委书记，以加强湖北省委的力量。１８日，中共中央又决定让欧阳洛任书记兼组织部长，何玉琳任秘书长，冯任协助欧阳洛主持省委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成为全国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城市，湖北省委屡建屡破。由于干部力量的不足，冯任到任前，省委只是临时省委。此时，蒋、冯、阎已拉开中原大战的序幕。武汉是蒋介石的后方，也是冯、阎必争之地。蒋介石害怕后院起火，任命反共老手夏斗寅为武汉警备司令，坐守武汉三镇。武汉警备司令部之下，设有稽查处、宪兵团、教导团、游击大队、武昌公安局、汉口公安局、水上公安局等专事对付共产党的军警机关和部队。荷枪实弹的军队和铁甲车每日巡逻，密探遍布三镇，举行不定时、不定地点、不定次数的检查。晚上９时即断绝交通，并颁布戒严条例１６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处死刑，加紧捕杀共产党员，破坏共产党组织。
在这样险恶的氛围中，１９３０年２月初，冯任从上海坐轮船来到武汉。他化名王亦吾，党内使用名字方明，以上海太平洋震旦通讯社驻汉记者的公开身分，在紧靠长江的里弄里找到了一间房子安置家眷后，就开始协助省委书记欧阳洛工作。在临时省委时期，由于临时省委人少，时值工人运动高潮时期，欧阳洛忙于深入实际领导斗争，省委机关工作乏人主持，一度混乱。冯任到职后，以常委身分分担了欧阳洛的部分工作。
首先，整顿机关工作秩序，明确内部分工，以避免工作人员忙闲不均，使之各就其职。根据自己到任后了解到的湖北省委领导的实际情况，要求中央派得力的干部加强湖北省委。
其次，纠正省委的错误观念，健全保密制度，强调秘密工作纪律。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需要建立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这是冯任到武汉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冯任认为，无论是江西省委机关还是湖北省委机关，迭遭大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省委“忽视了机关的秘密工作”，“工作同志秘密常识的缺乏”。因此，一要提高党对秘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要加强对党员进行保密教育；三要及时除奸，消除隐患。他时常提醒同志们切记秘密工作纪律，转变工作方式，转变生活方式。为了吸取江西、湖北党组织屡遭大破坏的教训，避免一人出问题牵动一大片，冯任与欧阳洛商定，采取单线联系和分散居住、分开活动的办法，严禁互相打听、发生横的联系。冯任还亲自选定省委机关、省总工会常委接头机关地址，对机关周围环境进行认真考察，尽量做到万无一失。
第三，密切省委同各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加紧指导湖北各地党的工作。冯任到任后，以极大的革命热忱投入到工作中去。经过一段时间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冯任为省委拟发了第一、二号两个通告（在此之前省委已有几个月未向全省发通告）。在《中共湖北省委通告（第一号）》中，全面分析了军阀战争中湖北的政治形势，指出“湖北在政治上、地理上都是蒋冯阎战争的中心”，“反军阀战争是党的中心任务”，各级党的组织要加强“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广泛地向群众宣传“蒋冯阎的战争是反革命的战争”；揭露蒋介石的“以党治国，为党国讨伐封建军阀”和阎锡山的“党是党人解决，国是国人解决”的欺骗宣传，有条件地组织地方暴动，不失时机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明确提出湖北各级党的组织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对军阀战争、武装拥护苏联、在武汉组织总同盟罢工、在农村发动春荒斗争、有计划地组织兵变、把反军阀战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统一起来。
冯任主持的省委宣传部开始只有他一个人，工作异常繁重，他还抽空给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撰写文章，反映湖北工人运动、军阀战争、社会动态等情况。仅２月份，为配合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为《红旗》撰写了《湖北统治阶级的末路》《武汉工人的斗争》等两篇通讯文章。
冯任以卓越的才能和干练的作风，将省委机关的日常工作及宣传部的工作安排得很有条理，受到中央巡视员的称赞。中央巡视员安志瀚关于湖北省委最近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湖北的省委自始至终没有健全起来，最初只有两个同志……同时中央派去的卢英生也被他们留下了。可是因没有实际分工，仍然表现着‘忙的忙死，闲的闲死’。一直到方同志来了，才算把工作分配开了。的确，方同志去了以后的省委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正当冯任协助欧阳洛将湖北省委工作理顺并有了头绪时，从武昌洪山传来不幸的消息。３月２３日，欧阳洛出席在武昌洪山召开的武昌区委活动分子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敌人包围，欧阳洛和武昌区委书记邓松亭（邓斌）、武汉三镇纺织总工会委员长史汉斌、湖北省总工会工纠部长何长清等１０余名到会人员全部被捕。尽管武昌区委秘书和交通员被捕后叛变，但由于都是单线联系，事后冯任作了周密的部署，并重新建立秘密联络机关，党的组织没有因此继续遭受破坏。３月２５日，冯任主持湖北省委临时会议，紧急采取应变措施，中央巡视员任弼时出席了会议。冯任的领导才能以及在恶劣环境中的应变能力，积极主动负责的精神，深得任弼时的称赞，并指定冯任代理省委书记。两天后，中央来信正式确认冯任代理省委书记。
三
湖北的产业工人相对集中，革命力量比较强，红一军、红六军都在湖北境内，武汉三镇又是全国政治、经济的重要地区之一。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确定武汉为全国武装暴动的中心，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冯任调到湖北省委工作不久，正逢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冯任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在实际工作中，他能坚持调查研究，比较客观地分析形势，细致地做好工作，尽可能为暴动创造条件。
１９３０年３月，为组织武汉暴动，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３月３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１０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朱毛红军与红三军汇合，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配合武汉总暴动。１７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湖北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草案的起草人：政治报告由李立三起草，组织问题报告由任弼时起草，职工问题报告由项英起草，湖北省委工作报告由冯任起草，并限定３月底起草完。在中央强大的压力下，冯任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地方暴动，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左”倾观点，于４月２日拟发了《中共湖北省委通告（第四号）》，“完全同意中央７０号通告关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分析，接受中央一切策略路线的指示……湖北及其邻近省区，是军阀战争最激烈的区域，首先实现一省或几省暴动夺取政权，是极有可能，而且成为目前湖北党最中心的任务”。但在通告中，冯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湖北的形势，在指出诸多有利条件的同时，深感“缺点仍然是非常之多”，主要的就是武汉三镇的工人运动领导力量薄弱，铁路、海员中的工作没有树立基础，重要城市工作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同盟罢工的策略执行得不够，赤色工会的基础更是异常微弱……“这就是我们组织全省暴动最严重的缺点”，指出“目前湖北开始组织全省总暴动的中心任务，就是组织政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扩大红军，组织兵变，加紧反帝……只有这些斗争与工作的配合联系，才能保证总暴动的胜利与成功。”冯任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暴动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不克服这些“缺点”，不努力做好这些工作，暴动只能是一句空话。
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于４月１５日至２４日在上海召开。湖北“四大”之所以在上海召开，这固然是考虑大会的安全，但更重要的是，李立三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总暴动、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动员大会。大会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由任弼时主持。到会代表２２人，其中湖北代表１６人，湖南、河南、江西及红军代表６人。大会的第一天，李立三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冯任代表湖北省委作工作报告。冯任在报告中从湖北统治阶级崩溃、目前形势的危机、湖北党的工作现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强调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的重要性。但报告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带有“左”的情绪。大会的第二天，任弼时作政治报告小结，提出暴动要具备的一些重要条件。李立三听了任弼时的政治报告小结和冯任的工作报告后，很不满意，在大会的第四天重作政治报告结论，指出“据弼时、冯任两同志的报告，革命有首先在湖北胜利的可能，但是必定要决定在我们的斗争。因为可能只是可能，而非必然”，指责任弼时、冯任对暴动胜利缺乏信心。
４月１９日至２０日，冯任参加对政治任务、农民运动、土地问题的决议案的讨论和修改，并从湖北土地问题与农村阶级关系、目前土地斗争发展的形势、农民运动总的路线和策略、武装农民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发展苏维埃区域等５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湖北土地问题与农村关系，对修改政治任务、农民运动、土地问题等决议案起了一定作用。２４日，大会在李立三的压力下，通过了贯彻立三路线的政治任务、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土地问题、士兵运动、组织问题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的湖北省委。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葛士杰为组织部长，华少丰（华岗）为宣传部长，冯任为秘书长，由他们４人组成常委会。冯任的秘书长一职，是经过任弼时认真考虑后与李立三商定的。任弼时认为，冯任办事严谨、认真、周到，能防患于未然，安排冯任为秘书长，正好可以发挥他管理机关的特长。
４月下旬，冯任在上海出席新的湖北省委第一次会议，并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起草和制定出省委今后３个月的工作计划，交由任弼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期间，冯任还起草了省委通告，追悼刚刚被捕牺牲的欧阳洛、邓松亭、史汉斌、何长清４位烈士，要求全省各级党的组织继承烈士的遗志，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
这期间，留守武汉的原湖北省委的同志致电中央，蒋、阎、冯军阀战争行将爆发，为巩固后方，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加紧搜捕共产党及红军分子，整个湖北处于军事状态，请省委领导和代表速回武汉。冯任在完成湖北“四大”的扫尾工作后离开上海，于５月７日返回武汉。中央规定任弼时“只主持政治”，出席省委会议，不出席区委会议。他与冯任单线联系，他的住址只有冯任知道。这样，身为省委秘书长的冯任肩上的担子更重，除了安排省委常委会议和文件起草、印刷、发放以及机关保卫、经费分配等外，还要冒着危险担负一些具体组织领导工作，传达中央、省委的指示。５月２２日，他起草了新的省委第一号通告，传达全省第四次党代会的主要精神，通告从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中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大会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目前湖北党的政治任务、中心战略与工作方针和总结等５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湖北革命有利形势的同时，指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湖北“四大”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路线发展到了高潮，他一再督促湖北省委加快在武汉的行动，但整个湖北处于军事状态，武汉形势愈加险恶。就在冯任返回武汉前，武汉党组织就遭到一次大的破坏，４００余人被捕。冯任回来后，前省委秘书长胡英生、红军干部张宝珍、汤玉珍等被捕牺牲，党团省委无一可靠机关，省委住地都有不安全的问题。尽管湖北省委对中央的指示有不同看法，但在组织上还要服从。６月８日，省委常委会决定６月１５日至２１日在武汉三镇举行“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运动周”。工作中心是：扩大反军阀战争和拥护红军的鼓动宣传，发动工人群众举行反军阀战争的同盟罢工，发动士兵斗争一直到兵变投身红军，发动贫民斗争，建立赤色先锋队，加紧行动的教育和演习，健全并扩大党的基础，“汇合一切群众斗争以推动革命高潮，加紧准备全省的总暴动”。会议还决定由冯任起草《湖北省委派工农革命分子和党员打入反革命军队做士兵运动的计划》和《湖北省委关于拥护红军、鼓动工潮的通告》两个文件。此外，冯任还得深入武汉三镇和汉阳兵工厂开展工运和兵运工作。
６月１６日上午，湖北省总工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在汉口和记蛋厂召开反对军阀混战宣传周大会。由于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事先探得消息，大批军警包围了会场，担任现场总指挥的省总工会常委、工纠部长黄昌恒当场被捕，供出了省总工会常委接头地点——汉口碧云里１２号，带着稽查处的特务来到这个接头点，准备逮捕前来接头的人员，并对外封锁消息。这一切发生在瞬间，冯任并不知道。１７日，冯任前往汉口碧云里１２号接头，传达省委的指示，部署工运和兵运工作，被埋伏的特务抓住。叛徒黄昌恒当场指认“他叫王亦吾，是个重要分子”，但并不了解冯任的真实姓名和身分。特务从冯任身上搜出省委两份文件、一期《红旗》和３００元钱。在这种情况下，冯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做交通工作，刚从上海到武汉，其他什么都不说。
当天，任弼时得到冯任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立即报告中央：“省委秘书长冯任同志生命危在旦夕！”请示中央紧急援救办法。敌人对冯任进行了反复的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什么情况也没有得到。为了从冯任身上打开破获省委的口子，将他暂时关押，扬言要千元作保。任弼时得知敌人尚未杀害冯任，再次报告中央：“冯任在狱中，要求千元作保，省委机关仍处在特别戒备中。”
作为原代理省委书记、继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了解党的机密最多、最全面了，任弼时的住地、各常委的住址、省委各机关的地址，冯任都知道，如果他出卖灵魂是可以避免牺牲的。冯任也是一个懂得感情、珍惜生命的热血男儿，上有年迈的老父，下有不满两岁的幼女。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老父日夜兼程，从都昌赶到武汉，为了保释儿子奔波于武汉三镇。为了保全党的组织，避免更多的同志牺牲，冯任违背父愿，自古忠孝难两全。
敌人始终没有从冯任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于７月１０日在武昌通湘门外将冯任杀害。在他牺牲前的判决书上，敌人宣布的所谓“罪状”，不过是这么几句话：“迭经审讯，据王亦吾供称担任交通工作，传达重要文件，实行拥护红军、煽惑国军组织兵士总暴动。”这说明敌人始终停留在初捕时他应付敌人的口供和搜出的文件所提供的一点情况上，就连冯任的真实姓名、籍贯、年龄、职务都没有搞清楚（判决书上是王亦吾，２７岁，江西南昌人）。冯任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省委及所属党组织的安全。正是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任弼时及湖北省委才能在武汉继续坚持斗争，直至８月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省委奉命撤销而一直平安无事。
冯任牺牲时只有２５岁，他用鲜血捍卫了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他的青春是壮丽的。
（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