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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佛民:民主革命的先驱者

来源:延安日报 责任编辑:赵镭饷
2023-09-11 11:29:30

鲁佛民,山东著名的早期共产党人,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与两个儿子鲁伯峻、余修(原名鲁广益)前赴后继,共同投身革命,被誉为“一门忠烈,鲁氏三杰”。

鲁佛民,名琛,字献卿,山东济南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济南学生相继而起,罢课罢市风起云涌。正在山东高等检察厅任学习书记的鲁佛民,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毅然参加了学生运动。

当时,山东学生联合会为山东五四运动之领导团体。运动初起,山东省议会曾有议员多人参加讨论交还山东半岛及青岛问题。后来,学潮渐次扩大与深入,形成真正的群众反帝反封建运动时,这部分代表豪绅官僚的省议员相继退出或藏匿不见,惟有鲁佛民仍不改爱国初衷,始终和爱国青年站在一起,参加并领导、筹划济南市的整个运动。当时学联重要宣言、标语口号,都由鲁佛民草拟。他奔走呼号,亲临街头讲演,散发传单,每次游行都是走在群众的前列,有时他还深夜潜赴各校讲演。

由于鲁佛民和学生紧密团结,忘我地参加运动,深受青年学生的信任和拥护,但鲁佛民也因此而被反动军阀和亲日分子视为眼中钉和危险人物。鲁佛民处此险境,意志愈坚,热心为国,仍秘密与山东学生联合会保持密切的联系,指导该会工作,从不懈怠,受到学生的欢迎。

6月,由省议会、商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等团体组织83人的山东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团,鲁佛民被推为教职员联合会代表。21日,徐世昌在居仁堂接见山东代表团。接见时,从代表团中又选出10余人,事前选定发言者。代表们进入居仁堂后,陈词时激昂慷慨,继之以痛哭流涕,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速电巴黎和会拒绝签字,坚决收回青岛。徐世昌当面不得不口头表示允许。

鲁佛民趁参加赴京请愿团之便,到北大访山东籍学生及李大钊等。经他们的晤谈指导,鲁佛民对民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政治生活更感兴趣。他决心回山东传播新书报和新思想。经过亲身参加这次运动,鲁佛民深切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他说:“新思潮的接受,使我对政治的认识亦渐渐清楚,革命思想之萌芽即在此时。我由于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大浪潮,提高了我在群众中的威信,同时,也坚定了我奋斗的信心。”

鲁佛民回到济南以后,任山东《大民主报》和《山东法报》编辑,一度独立经营《山东平民日报》,宣传平民政治,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有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国九国参加的会议,内容表面上是讨论限制海军军备和解决远东、太平洋问题,实际上是美、日争霸远东,特别是争霸中国的斗争。华府会议上决定将青岛由日本交还中国,北洋政府派王正廷任鲁案督办,在北京和济南设督办公署,办理接收青岛事宜。

鲁案会议,我方代表是王正廷,理事为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日方代表为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鲁佛民被公推为首席民意代表,列席会议,长时间与这些外交人物交流。会议从6月开始,直至1923年1月结束,历时半年多时间。在鲁案交涉过程中,遇有损及国权之处,或有瑕疵可指者,鲁佛民即代表民意“抗言责喝,忠实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王正廷非常惧怕鲁佛民,有的委员也被鲁佛民指责得不敢和他见面。

鲁佛民参与鲁案交涉工作时,曾发动各方力量到鲁案督办公署向王正廷示威,施加压力。王正廷看他们来势汹汹,惶恐万状,害怕被打,调动了全署杂务人员来保卫他。在此以前,鲁佛民在济南和他斗争过。有一次,王正廷回山东公干,鲁佛民邀他去济南商会向各界报告鲁案接收情况。鲁佛民事先布置了许多社会开明人士、省议会议员、学生代表等,在会上激昂陈词,对王正廷严词责问。王正廷回答了不到15分钟,就词穷言尽。当时群情激愤,几乎动武,王正廷乘混乱鼠窜。从那以后,王正廷知山东群众力量不可侮。所以,后来在谈判归还青岛过程中,他对日本无理要求不敢让步。鲁案结束后,小幡公使在日本国内遭到一部分人的抨击。鲁案办理结束时,王正廷说:“真佩服山东代表(指鲁佛民),真正是为国家民族着想,真正是为社会服务,非乘机谋利禄之徒。”

1923年春,鲁佛民到青岛,在督办公署政务课任职。在青岛期间,他更多地接触了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书籍,而且深受影响。

1923年,山东党组织派邓恩铭去青岛开辟工作。邓恩铭经鲁佛民的长子鲁伯峻介绍,认识了鲁佛民。那时青岛地下党的同志积极在政治思想上帮助鲁佛民,同时也在鲁佛民合法身份的掩护下进行党的工作。这时,鲁佛民才真正和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而且和青岛地下党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

1925年,关向应去青岛工作时,他们也经常来往,鲁佛民的次子余修即经关向应介绍参加了共青团。这时是鲁佛民政治生命的一个新的转折,是决定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时刻。从此,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竭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作出贡献。

“七七事变”发生后,鲁佛民由北平转赴延安。8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十年的情况时,毛泽东赞誉他“十年党节可嘉”。

之后,鲁佛民到徐特立主持的教育厅任秘书工作。此时,他“寄身革命工作,心愿大偿,精神至为快活”。1938年春,鲁佛民被调入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主要负责处理对外文件及法院重要案件,并领导直属县的保管文卷等工作。后因他年事已高,组织上照顾他的健康情况,减轻他的工作,分配他专管法院及对外文件处理。

1938年10月,鲁佛民经组织批准重新入党,他的革命精神更为振奋。窑洞中生活虽然艰苦,但他工作和学习均甚积极,并以“有一份热,发一分光”自勉。由于鲁佛民年高体弱,终于积劳成疾,自1939年春抱病,咯血失眠,神经衰弱。经医生精心治疗,时愈时病。但他集中力量,每周仍到大礼堂听课一次,坚持学习党建党史。组织活动、参加小组会等,从未缺席。他自己常说:“个人须充满朝气,于工作中,力求提高自己,帮助他人。”

1940年,鲁佛民病体渐康复,仍分管教育厅和法院工作。除工作外,延安干部学习风气甚盛,鲁佛民深知理论之重要,对学习马列主义、联共党史,虽于烈日朔风中,未有间断。鲁佛民对工作认真负责,注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虽年已六旬,从不以老迈自居,仍积极工作,以期永葆革命青春。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的负责人林伯渠、谢觉哉等倡议成立怀安诗社,鲁佛民以诗翁积极参加,运用旧体诗披襟述怀。他不仅是革命者,还是具有时代感、历史感和艺术感的诗人。延安时代的生活,激荡着鲁佛民的心灵,他经常用旧体诗热情地予以讴歌。

1942年,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党中央开展整风学习。鲁佛民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学习整风文件,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从1942年患心脏病,仍竭尽精力、一丝不苟地从事工作。1943年出任边区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兼边区银行法律顾问,对于边区教育、立法等各项工作均有建树。

1944年5月,鲁佛民患病不起。病危时,边区政府林伯渠、谢觉哉、李维汉等领导人亲往探视。他仍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当矢志以衰老之年,努力为革命奋斗到最后一分钟。”垂危时,问他有什么遗嘱,鲁佛民说:“我一生言行,是对后人最好的遗嘱。”临终时,勉其次子余修继其遗志为革命奋斗到底。弥留之际,仍不断念诵“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诗句,惋惜未能亲见日寇投降。

1944年5月18日,鲁佛民逝世。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鲁佛民革命的一生。1958年,鲁佛民坟迁入延安四八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