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双英豪
——记革命伴侣刘敏、宋继蕴
■彭均生
肥西中部巍峨耸立的大潜山麓（今肥西县铭传乡境内），这里是晚清时期著名的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故里。革命战争时期，从这里曾走出一对碧血丹心映青史的革命伴侣——刘敏、宋继蕴烈士。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解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宝贵生命。
一
刘敏，字问之，号颍卿，又名刘文，化名老黄、老郑、方利民、余子彬，１９０５年出生于肥西大潜山北麓的刘五房圩。其祖辈为淮军将领刘盛琛，官至记名总兵，传至父亲刘朝扆这一代时已经家业凋敝。刘敏３岁时丧父，因受亲族欺凌，被迫随母迁居六安南官亭小华冲，寄食于外祖父储家。他幼时就读私塾。１９２０年秋，入安庆第一师范附小求学。
１９２１年，安庆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反对军阀侵吞教育经费。６月２日，因反动军阀镇压，造成２人死亡、５０多人受伤，史称“六二惨案”。１６岁的刘敏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带头冲击军阀倪嗣冲、马联甲一伙所把持的省教育会，斗争中初露锋芒。后因军阀追查，且学费难以为继，只得中途辍学。
１９２４年秋，刘敏和宋继蕴走到了一起，结为伉俪。宋继蕴，１９０３年出生于舒城县宋家圩。祖父宋传铭，在乡设馆课读。父亲宋致平，耕读乡里。宋继蕴姐弟二人，弟宋继盛（又名于斯）即为后来舒城县党组织的创始人。宋继蕴童年随祖父读书，粗通文理。“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在各地广泛传播，社会风气逐渐开化。这时，她的弟弟在合肥省立第六师范读书，带回的宣传新文化的书刊，让她从中接触到许多前所未闻的问题，思想上产生初步的觉醒。她与合肥刘敏结婚后，双方志同道合，广泛结识旅外进步学生，大量阅读革命书刊，从此知识增进，视野开拓，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也看得较为真切。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他们的爱情更加忠贞、纯洁。婚后不久，宋继蕴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自费加入舒城女子纺织工厂，一边学纺织，一边学文化，积极支持刘敏参加革命斗争。
第二年，刘敏设教于舒城鸳鸯庙杨南田家。这一时期，他广泛接触了一些旅外进步学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皖西北地区的部分党员由城市转入农村活动。刘敏在与共产党员的频繁交往中，进一步接受了革命的熏陶。共产主义思想点燃了他青春的火花，他决心走出书房，投身到革命激流中。１９２８年暑假，刘敏得知六安师资讲习所有党的活动，便毅然抛弃乡塾，离别亲人，去六安师资讲习所学习。同年秋，经同学、共产党员孙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光辉照亮了刘敏的心坎，他满怀激情，誓为革命奋斗终身。
半年后学习结业，刘敏返回农村，开始了革命实践。他先在六安南官亭创办了民众夜校，宣传马列主义，并以夜校学生为主创建了农协组织。不久，吸收农协会员中５名积极分子入党，成立了党小组。１９３０年１月３０日，他亲自领导了南官亭农民暴动，打击土豪劣绅，缴获地主武装，组织了农民赤卫队，发动群众扒地主粮食，支援红军。同年３月，他受六安中心县委指派，回到舒城鸳鸯庙，以设馆教学为掩护，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秦家桥党支部，播下了革命火种。
１９３０年７月，经党组织联系，刘敏离开家乡前往上海，先在新华袜厂当工人，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汽车公司当售票员，负责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此时，宋继蕴亦抵沪，进了新华袜厂做工。她在女工中宣传，组织妇女解放同盟。是年冬，由朱爱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宋继蕴在党的指引下，更加豪情满怀，投入艰苦而复杂的战斗。
刘敏在鹰犬密布的白色恐怖中，机智勇敢，勤勤恳恳，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党组织的信任，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巡视员。１９３１年７月，因工作需要，中央分局委派刘敏来合肥等地巡视指导工作。
二
１９３１年７月底，刘敏来皖后，首先考察了合肥中心县委的工作，并深入到合肥县二、三、四区，了解基础情况。他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对合肥县委的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１０月，刘敏巡视了庐江、巢县等地后，返回上海汇报工作。不久，又去东北三省巡视工作。
１９３２年９月，由于叛徒告密，合肥党团县委机关遭破坏，革命处于危急关头。１０月初，党中央获悉合肥党组织遭破坏，速派刘敏以中央巡视员身份，来合肥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坚持地下斗争，恢复党的组织。面对白色恐怖，他毫不畏惧，冒着生命危险立即赶到合肥西乡，找到了临时中心县委书记陈良季。为了解合肥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情况，他派陈良季以探监为名，去合肥监狱与原合肥中心县委书记程明远取得联系，程明远即将合肥党组织的情况通过陈良季向刘敏作了详细汇报。刘敏首先和在中派河坚持斗争的颜文斗取得联系，并要他和马子中一起负责南乡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接着，他又来到了西乡大潜山区，见到了在大潜山区坚持工作的凌生、陈星三、周老三姐（童宜仙）等人，并在那里成立了大潜山临时特委，负责西乡党组织的恢复工作，继而举办一期秘密的短期训练班，勉励大家在困难的时候要挺直腰杆，坚持斗争。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３日，临时中心县委书记陈良季在西乡焦婆店一带发动扒粮时，遭敌围攻，为掩护群众突围，不幸壮烈牺牲。刘敏闻讯后，悲痛至极。鉴于“合肥党的组织与力量的薄弱”，刘敏报告中央，要求正式恢复成立合肥中心县委。根据合肥地区的具体情况，中央同意恢复成立合肥中心县委。合肥临时中心县委于４月底在南乡中派河由刘敏主持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舒城、庐江、合肥、无为、桐城等县的代表。会议正式恢复成立了合肥中心县委，选举产生了中心县委负责人员：书记张士发，宣传部长凌生，组织部长汪伯仙，执委、工人部长马子中，执委、妇女部长童宜仙。不久，张士发调中央受训，童宜仙接任书记。
１９３４年１月，经中央批准，改组合肥中心县委，由刘敏任中心县委书记。他受命于危难之中，更加坚贞顽强，信心百倍，为合肥党组织的恢复做了大量的工作。到１９３４年８月，“在合肥党有两个区委：南乡区、北乡区，两个特支及城内特支、西乡特支共有支部十二个，即南区六，北区三，西特支二，城内一。人员共有七十余人”。另外，庐江有一区委，支部７个，党员约１２０余人；巢县建立支部１个，党员３人，“总共全中心县委党的组织共分三区三特支，有支部二十三个，党员人数约二百二十人”。
三
在恢复合肥党组织的同时，刘敏还积极恢复革命武装，开展群众运动。１９３２年底，他和颜文斗将肥南农民赤卫队员二十余人集中改编为合肥游击队。次年，又将活动于庐江北乡的赵大友调来担任游击队队长，颜文斗任政治指导员。这支游击队非常活跃，在一年多时间里经常领导群众开展扒粮斗争，多次击败“进剿”的保安队和团丁，夺获了武器，惊骇了皖西各县统治阶级。１９３３年春，恢复后的合肥县农民协会所属会员由原来的一千余人发展到五千人左右。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扒粮斗争，刘敏曾亲自拟写了《为扒粮斗争告劳苦兄弟姐妹书》，以合肥县赤色农民委员会名义发至全县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１９３３年初秋，宋继蕴随同刘敏调回安徽，担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常委，负责交通和保管党的机要文件，抄写翻印宣传品，处理机关日常工作。开始，中心县委机关设在梁岗后的朱小郢（县属肥西县丰乐镇双枣村）侯光存家中。后来，为了便于同党中央联系，经中心县委研究决定，由宋继蕴以基督教徒身份为掩护，将中心县委机关迁往合肥小南门内基督教医院原外国神甫住的一座小楼上。当时，党中央派人到合肥中心县委或合肥地区党组织派人到外地，都由宋继蕴负责接待和联络。刘敏和宋继蕴，虽然都在合肥中心县委工作，但因斗争需要，经常分居两地，难得一见，但他们总是积极支持对方工作。
正当他们为革命奋发努力的时候，不幸的事发生了。１９３４年６月，设在合肥的中心县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宋继蕴也不幸被捕。当时，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制定一份宣传材料，由宋继蕴连夜赶印出来，次日清晨交给交通员分送下属党组织。不料，前一天夜里，合肥某户黄金被盗，县政府下令全城戒严，并派“常备队”分守各城门，严格盘查过往行人。交通员未防这一突然情况，神色慌张，被强行打开包袱，搜出大量宣传材料，随即严刑拷问，交通员供出中心县委机关所在地。当天，宋继蕴在布置分送宣传材料之后，正在迎候中央分局从上海派来的交通员，突然从窗口看到敌“常备队”包围了她居住的小楼。意识到事态严重，她一面迅速将党的文件密藏起来，一面销毁与上海交通员及下属组织的联络暗号。正当炉内残片化尽时，敌兵破门而入，将宋继蕴绑赴县政府，不久押送六安。
敌人得知宋继蕴是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常委，如获至宝。特务头子苗培成亲自审讯，先是软化收买，继而以死威胁。宋继蕴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慷慨陈词，怒斥敌人。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女共产党员面前，敌人束手无策，只得滥施毒刑，仍然一无所获。
宋继蕴在敌人的酷刑折磨中，时刻担心党的文件的安全，曾多次设法把收藏文件的地方告知党组织，但因敌人防范甚严，来能成功。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派人化装前往狱中探视，了解党的文件下落。如今见到组织来人，她自然万分高兴。为了防备敌人破坏，她故意同来人叙谈家常，趁敌看守人员不注意，机警地讲出收藏文件的地点，并要来人转告组织对她要绝对信任。后来，宋继蕴用生命保存的文件终于又回到组织手中，敌人妄图获取党的机密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
１９３４年８月的一天清晨，宋继蕴被押赴六安西郊刑场。她昂首阔步，镇定自如，沿途高唱《国际歌》，并高呼“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歌声和口号声中从容就义。
四
宋继蕴牺牲后，刘敏为失去亲密战友和革命伴侣而深感悲痛，但他有泪不轻弹，化悲痛为力量，决心加倍向敌人讨还血债。刘敏在上海开展革命斗争工作时，就因过度劳累，染上了肺病。在恢复合肥地区党组织时，旧病复发，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同志们见他身体日渐消瘦，都劝他休息，可是，他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坚持同病魔作斗争，更加坚定地投入了战斗，舍生忘死为党工作。
为了加强同各地的联系，刘敏除了在庐江、舒城建立联络点外，还在肥西中派河、南分路口、山南馆大烟墩等处，分片设立党的秘密联络点，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他还严格考核合肥中心县委和各区委的主要负责人，并及时向中央分局作书面汇报，推荐和提拔一批骨干。他对孙仲德作了较长时间的考察，培养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后来皖西北独立游击师选拔了优秀的指挥员。
１９３４年９月下旬，寿县游击大队在张如屏等率领下，离开小甸集，转移到合肥西乡，通过地下交通员和中心县委书记刘敏接上了头。见到张如屏等人，刘敏非常激动，说：“你们来得太好了，太及时了！”原来，合肥游击大队受到反动武装的疯狂“围剿”，损失惨重。党组织及游击队的负责同志马子中、颜文斗、张守仁、赵大友等都牺牲了，只剩下孙仲德、马家雍、奚业胜等五六个同志坚持斗争。寿县队伍一到，群众奔走相告，斗争情绪顿时高涨起来。为了共同作战，经双方研究，决定将寿县（皖北）、合肥（皖西）两中心县委合并，成立皖西北中心县委，由刘敏负责。同时，寿县游击大队１２０余人和合肥游击队仅剩下的五六人合并，成立皖西北游击大队，大队长曹广海、政委张如屏、大队副孙仲德、参谋长曹云露，并派交通员去上海临时中央局汇报。
皖西北游击大队在舒城春秋山遭反动武装的袭击，伤亡严重，大队长曹广海等英勇牺牲，致使皖西北革命斗争遭到挫折。刘敏给中央报告，要求“由中央派能力较强的同志参加，最好中央这次就能派人来解决皖西北问题”。对于这一报告，中央认为符合当时客观实际，并于１９３５年２月派中央巡视员李德保（后叛变）来合肥西乡缺牙山召开皖西北中心县委负责同志会议，传达中央指示。根据皖西北地区的具体情况，中央同意把合肥（皖西）、寿县（皖北）两中心县委合并，建立了皖西北特委，特委书记刘敏，组织部长兼军委主席张如屏，宣传部长李德保，妇女部长王天云，农运部长张士发，特委直属中央领导。
皖西北特委成立后，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聚集被敌人打散的武装力量，恢复和重建遭受破坏的地方党组织。为此，刘敏领导特委一方面在舒城秦家桥、余城—带建立交通站，负责合肥、寿县、舒城、六安、庐江、无为等地的联络工作；另一方面，成立工作委员会，负责党组织的恢复工作。特委作了分工，派宋德渊到寿县，刘敏、顾鸿去庐江、无为一带，张如屏到舒城北乡和南乡，孙仲德、曹云露、马实等留在合肥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在各地党组织原有基础上，先后恢复建立了合肥县委、舒城区委、舒城南特支、六安张家店特支、无为工委。当时，在皖西北特委领导下的党组织有合肥、寿县、庐江、繁昌、阜阳、颍上、风台等县，以及无为工委、舒城区委、六安东特支，总共有党员３２０多人。这些工作，增强了皖西北地区的革命领导力量，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
刘敏、张如屏、孙仲德等率领皖西北独立游击师，配合鄂豫皖苏区红军，在合肥西乡、南乡、庐江、舒城一带，开展了顽强的革命武装斗争。他们或化整为零，武装掩护群众扒粮斗争；或集零为整，攻打集镇，除恶锄奸，严惩地方反动势力，先后取得突袭严家店、攻克聚星街、击毙“汪家五虎”、镇压宣贯伯、活捉魏守殿等战斗的胜利，还在庐江、舒城一带袭击民团、打击敌人、镇压叛徒，弄得敌人“庐江闭城，桐城请兵”。皖西北独立游击师战功赫赫，威震四方。
正当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敌人加紧“围剿”，致使皖西北特委及其领导的皖西北独立游击师迭遭挫折。１９３５年５月，皖西北特委成员李德保叛变，来不及隐蔽的特委成员宋德渊、王天云、张鼎文相继被捕。９月，留在合肥西乡坚持斗争的独立游击师百余名战士在中派河附近邱陂寺遭敌合肥县保安队的围攻，突围至黄渡时，前有派河阻住，后面敌兵追击，部队背水作战，与敌硬拼，大部分牺牲或失散，一百多人只剩下二十几人脱险。
黄渡之战失败后，刘敏在合肥西乡缺牙山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将剩下的二十余人和失散回队的部分队员重新组成一个连队，仍称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由张如屏、曹云露指挥坚持斗争。１９３５年冬，在庐江北宋家小圩，刘敏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特委决定暂时把长枪埋藏起来，动员游击战士暂时隐蔽，待机集中，分散到外地活动。按照特委分工，刘敏带杨银声去了巢县乡下，通过陶行知“教育救国会”的关系，在巢县忠庙小学以教书作掩护，坚持开展革命活动。
“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抗日救国运动新的高潮。刘敏领导皖西北特委立即开展活动，宣传抗日救亡，严惩了破坏抗日救国运动的反动分子。皖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趋向好转，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又恢复了正常活动。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皖西北特委跑上海交通的薛某某叛变，致使皖西北特委与上级组织的联系中断，刘敏焦急万分。１９３６年夏，虽然他的病情加剧，常咯血不止，但为了党的工作，仍然冒着风险，抱病与张如屏秘密赴沪。到了上海后，得知上海临时中央局早已被敌全部破坏，未接上关系，准备离沪返回。就在这时他们遇上了江苏团省委书记老朱，告诉他们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要找中央组织最好到陕北去。
刘敏、张如屏回来后，与孙仲德见了面，介绍了这一情况，大家深受鼓舞。“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不久，刘敏在庐江麻石桥主持召开特委会议，决定派人带着皖西北党组织和人民的希望到延安去找党中央，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向党中央汇报皖西北特委和游击师情况，听取中央对这个地区今后工作的指示。孙仲德自告奋勇去执行这一任务，１９３７年春，他化装成皮货商人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转赴延安。中央组织部听取了汇报后决定：皖西北特委和游击师的领导同志到延安学习，派宋天觉回皖西北接替工作。５月，孙仲德回皖后，仍在麻石桥召开了特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６月，宋天觉从延安来到了白峁洲，与特委同志一起研究决定分批赴延安。然后，刘敏、孙仲德、曹云露、杨银声、奚业圣、顾鸿、张如屏、陈郁发等人先后成行。
刘敏离开皖西北地区后，在赴延安途中，至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时，被中央派往河南，重建中共河南省委，任省委委员，并以河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前往徐州开展革命工作。刘敏还参加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经常主持特委工作。
１９３８年４月间，刘敏因旧病复发，身体不支，被上级调往延安养病，但久治不愈。宋继蕴牺牲后，刘敏忠于爱情，始终独身，没有再婚。１９４７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他在转移途中，病故于陕西省临县三交镇，终年４２岁。同年冬，在徐州工作时与刘敏“同食寝同床”的革命战友郭影秋，惊闻噩耗后万分悲痛，挥笔写下了长诗《惊闻刘文同志病逝》，诗中写道：
君死应无憾，徐州党不忘。七七事变后，派君来此邦。
首先重建党，群众动员忙。统战有尺度，秘密布武装。
党员亲发展，党课卧病床。一句一口血，鲜血染痰缸。
自知病不起，与死争时光。苦战八个月，徐州业辉煌。
我亲聆教诲，同食寝同床。身教君之血，刻骨永难忘。
徐州沦陷前，我在台儿庄。回徐找特委，君已转后方。
从此失教导，深感视茫茫。君住金家寨，学徒幼苦伤。
红军长征后，留守斗虎狼。君来尚未婚，亦不谈家乡。
有人来延安，君长卧病房。君骨埋何处，何人记墓场。
我今困战火，无能为君彰。但愿知情者，充实此篇章。
洒血干革命，夫妻双英豪。刘敏、宋继蕴夫妇为革命奋斗一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党的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虽死犹生，流劳百世，光辉业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