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风：炽热初心献冰川
■丁佳
新疆天山冰川观测站，海拔３６００米的前进营地，稀薄的空气、凛冽的寒风、粗糙的石砾、皑皑的白雪……眼前的一切充满着原始和危险的气息，却莫名唤起了一种亲切感。
这会不会是他最后的朝圣？时隔多年，那种久违的激动又一次在施雅风的心中翻腾。他执拗地想：只要再往上３００米，就能到达冰川了。那是他的精神家园，所有梦开始的地方。
施雅风一生考察过六七十条冰川，开创了中国冰川考察和研究事业。他对冰川、对科学、对真理的爱，就这样一直熊熊燃烧着，即使历经了９０余年漫长岁月的冲刷与试炼，也未曾有一刻熄灭过。
“七一冰川”献礼党的华诞
新中国成立后，施雅风曾在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当副学术秘书，参与编制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他每天所共事、学习、景仰的都是竺可桢、黄汲清这样的大家，是一座座学术上的高山。但１９５７年，直到登上海拔４５００米的马厂雪山冰川边缘，３８岁的施雅风才第一次看见了属于自己的那座山。当世界的参差展现在施雅风眼前，他心里的火苗被点亮了。“我当时就在想，祁连山有这么好的冰川水源，西北却有大片寸草不生的戈壁和荒漠，应该把冰川水很好地利用起来。”施雅风建议中科院开展冰川研究，尽快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接受了施雅风的建议，并让他负责组建冰川考察队。从此，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你们搞冰川考察，能不能用半年时间基本查清祁连山冰川资源的分布和数量？”“假如你们能够半年完成任务，你们要什么条件我们提供什么条件！”１９５８年６月，施雅风等人再度来到兰州，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上来就把原定３年的任务压缩到半年。
是夜，施雅风就拟定并组织６个分队，提出了调人、调车、购置装备等需求。１００多人组成的考察队，浩浩荡荡地向祁连山进发。嘉峪关南边一条离公路不远的冰川，成了他们的“练兵场”。
７月１日一大早，队员们带上水壶、干粮，拄着冰镐，开始沿着山沟往上走。眼看着离冰川越来越近，可临近中午，迎面一座２００米高的小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冰川不见了。“大家奋力攀登，出了一身汗。爬上去一看，豁然开朗，我们朝思暮想了好几天的冰川，就躺在前面。”施雅风恍然大悟，刚才那座让人咬牙切齿的小山，就是由冰川沉积物堆成的小丘啊！
顾不得疲劳，施雅风一纸电报急送北京报捷，并将中国人自己发现的第一条冰川命名为“七一冰川”，以此为党的生日献礼。电报发到北京时，中科院领导正在召开由各所研究人员参加的大会，不仅当场就宣读了电文，还给施雅风他们写回电，高度赞扬了考察队的业绩。这给了施雅风极大的鼓舞。
▲１９６４年，施雅风（右）与刘东生先生率队赴希夏邦马峰科考。
勇敢者传承火种
１９６０年，中科院在兰州挂起了“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牌子。施雅风举家从北京西迁到兰州，负责研究所业务工作。
兰州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整个研究所的人都在挨饿。施雅风想方设法托人从北京带来些吃的。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崔之久就给这些搞冰川研究的骨干分子捎过罐头。可是，研究人员领了罐头，都拿回去给孩子吃了，自己还是吃不到。“施老头发现，发罐头不解决问题，就想了个办法——到兰州饭店订好饭，叫大伙去吃，这样老婆孩子总不好去了吧。”崔之久说，“施老头”就是这样想尽一切办法，也要保证科研人员的身体。
三年困难时期，研究所一再精简，最后缩编为地理所的一个研究室。但施雅风相信，只要有生力量还在，一切就有希望。
他在生活的谷底忍耐着、蛰伏着，准备着与冰川的下一次相遇。１９６４年，机会终于降临了。中科院交给施雅风一项任务——配合中国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位于西藏自治区定日县境内的希夏邦马峰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座还没有被征服的８０００米级高峰。施雅风对这次考察极为重视。当时他的牙齿有点毛病，为了准备这次考察，他干脆把满口的牙都拔了，全部装上假牙。他常说：“冰川事业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
在希夏邦马峰，４５岁的施雅风第一次登上了６０００多米的冰碛山顶——每走２０多步，就因为气喘厉害不得不停下来；９００米的高差，整整走了６个小时。希夏邦马峰考察，成了１９６６年开始的大规模科学考察珠穆朗玛峰和西藏地区的前奏。在科考队的帮助下，登山队也成功登顶。８０００米的高峰上，点燃了属于中国人的圣火。
时至今日，中国冰川学家的足迹遍布地球三极。李吉均、程国栋、秦大河、姚檀栋等数位冰川冻土界院士，在施雅风的培养和感召下成长了起来。在一代代中国冰川人的传承下，希夏邦马峰的火种撒遍了全球。
▲１９８７年，施雅风（左三）于天山一号冰川考察。
视苦旅为桃源
全世界中纬度地区长度超过５０公里的冰川共有８条，喀喇昆仑山独占６条。在这些冰川中，巴托拉冰川活动极其活跃，连接中巴两国的友好公路喀喇昆仑公路就位于这条冰川的末端。１９７３年春夏之交，巴托拉冰川暴发洪水，冲毁了这条友谊之路。一个两难的问题也被“冲”到了中国面前：如果公路改道重建，耗资几近天价；如果原地修复，喜怒无常的冰川是否会再度发狂？
为了作出科学决策，国家将考察巴托拉冰川的任务交给了中科院，要求用两年时间摸清冰川运动和变化特征，并提出中巴公路通过方案。这项任务的核心是预报。科学家需要给出一个判断：未来数十年里冰川的进退、冰融水道的变化是否会再度给中巴公路带来危害。“这个任务比较硬，可是要兑现的。”崔之久承认，“一般我们都比较‘怕’这种任务。”可施雅风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５５岁的施雅风再次背上行囊，来到了陌生的异国他乡，在巴托拉冰川脚下搭起了帐篷。清晨５点，他和年轻人一样，顶着刺骨寒风翻山越岭，进行第一班观测；夜里，他打着手电，到洪扎河边观察冰川融水和洪峰情况。他的办公室就是一张小板凳和行军床前一个用石头垫起来的木箱子，数据出来了，就在帐篷里计算。苦是苦，但施雅风的心也因此得到了归隐。那顶简陋的小帐篷，让他免去了各种干扰，得以潜心钻研学问。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他对冰川的认识大大加深了。
经过两年野外工作和一系列复杂计算，他们终于得出结论——巴托拉冰川还会继续前进，但是前进的极限值仅为１８０米，最终将在距离中巴公路３００米以外的地方停住；１６年后，冰川会转入退缩阶段，并一直持续到２０３０年以后。也就是说，公路不必绕道重建，只需要适当变动桥位、放宽桥孔，原址修复。１９７８年，中巴公路修复通车。这项工作为中国节约了１０００万元，并在此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这也是我国冰川学建立以来第一次获得国家奖。至于巴托拉冰川，时至今日，它仍在应验着施雅风的预言，收起了乖张的脾气，缓慢地退却着。
退却着的还有施雅风的身体。步入老年，他接连患上了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还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但他始终乐观勤奋，坚持锻炼和工作，托举着心中的那支火炬，直至弥留。
高举着这火炬，他看清了梦想，踏过了平庸，拨开了迷雾，温暖了自己，照亮了后来者的路。借着这火光，他仿佛又看到了年少的自己。那是一个星期天，正在浙江大学读书的施雅风和同学们一起登上了天目山。山顶海拔在１５００米以上，风很大，没有树木，就像一座孤岛，矗立在云海之上。头顶上，碧空万里，超脱尘世，那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