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的理论家
■吴淑金 吴隆繁
杨松，原名吴绍镒，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四姑墩大吴家一户知识分子家庭。在东北工作时化名吴平，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东北抗日武装的卓越领导人。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０年，在延安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并执教于马列学院。１９４１年春，创办和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一位优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３日，因在环境恶劣的东北工作时患下的肺病复发，杨松在延安中央医院与世长辞，时年仅３５岁。得知杨松去世的消息，毛泽东极为惋惜，亲笔写下挽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
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参与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工作
杨松１１岁时就随父亲离开家乡到武汉读书，１６岁参加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经常参加董必武、陈潭秋组织发起的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他被推选为湖北省学联代表，与林彪等人一起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１９２６年８月，杨松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共青团武昌区委书记。他以血光通讯社编辑和记者的身份，采访北伐军将士和工人领袖，为董必武创办的汉口《民国日报》写了大量通讯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右翼分子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
１９２７年春，经共青团中央介绍，杨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学习刻苦，不仅精通俄语，还懂英语，一直致力于马列主义的研究。两年后毕业，进入研究院深造，并担任俄文翻译和政治经济班教员。１９２７年，在中山大学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该校翻译班党小组组长。１９２８年６月至７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１９３１年１月，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杨松从一个激进的民主青年，成长为一位有信仰、有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好河山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为了挽救危局，杨松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海参崴，任太平洋国际职工秘书处中国部主任、《太平洋工人》杂志编辑、莫斯科职工国际东方部成员。从１９３３年开始，他化名吴平，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吉东特委书记的名义，参与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工作。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线，往返于日伪严密统治的吉东地区，多次化装成乡村医生到密山、穆棱、汪清、宁安、饶河、勃利等县抗日根据地活动，到抗日游击队中调查了解情况，积极贯彻传达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和《“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纠正当时普遍存在的“左”的错误，具体指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救国工作。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杨松在密山县哈达河主持召开了密山县委扩大会议，将密山游击队与人民革命军合并组建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杨松兼任政治委员。１１月中旬，在穆棱县下成子区河西屯，杨松主持召开中共穆棱县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纠正县工委在工作中的软弱问题；并将工委改组为县委，任命李健侠为书记。会议决定发动一切力量，支援四军二团在穆棱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１２月，杨松又主持召开了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五军，并组建了联合指挥部。会后，他配合军长周保中认真整顿部队，清除内患，使部队团结一致，击败了敌人长达４个月的大“讨伐”。
１９３５年２月，吉东地区党团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牡丹江市召开，杨松奉命宣布正式成立吉东特委并任特委书记，李范五任组织部长，孟俊卿任宣传部长，各县县委书记为委员。吉东特委成立后，他们积极开展工作，使牡丹江市成为中共中央、满洲省委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的重要枢纽。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指示，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吉东特委送达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
在东北的抗日斗争中，也曾发生过一次所谓肃反、肃奸的反“民生团”事件，在很短一段时间内，杀掉了东满地区近２０００名党团员与游击队指战员。在东满地区抗日的金日成（时任吉林安图县抗日游击队队长）在回忆录中说：“反‘民生团’的骚动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与创伤实在太大，太严重了。”１９３４年末，杨松在周保中抗日密营处听说了反“民生团”斗争的始末，意识到这是件很荒唐的事，是“左”倾错误。他随即给满洲省委写信，指出：“东满党组织将该地区十分之六七的党团员视为‘民生团’是很荒唐的，是过分的估计。”假如游击区内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这些游击队老早就被日本鬼子消灭了。因杨松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有指导全东北党的工作的使命，故他的信马上引起满洲省委的重视。满洲省委随即派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作为省委特派员到东满负责调查处理“民生团”事件。１９３５年３月，魏拯民经过调查后，得出了同杨松一样的结论，于是在汪清召开了东满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作出了新的决议，纠正了反“民生团”的“左”倾错误，才使长达两年的东满党内、军内自相残杀的现象得以终结。
在那环境恶劣、抗日斗争复杂的情况下，杨松抱着对党的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向满洲省委、东满特委以及各地党团县委和各军党委发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１９３３年，他以华西里的化名写了《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满洲工人阶级的情形与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两篇长文，参与起草《中共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组织条例》、《满洲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纲领》等文件。１９３５年七八月间，杨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参加了中共代表团关于《八一宣言》的研究和起草工作。１９３６年２月，由杨松起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提出全东北抗日军队统一名称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亲自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和《东北抗日联军呼吁一致抗日通电》、《为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代表东北３５００万同胞，向国民党呼吁：“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在１９６０年的访问录中说：“杨松到满洲后，全满贯彻了《‘一·二六’指示信》，‘左’倾路线得到了纠正，他对满洲中共党的工作有很大的功劳，推动了满洲游击运动和统战工作的发展，他是毛泽东思想在满洲的代表者。”原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说：“东北抗日联军得以发展、统一，杨松同志有很大的功劳，他是抗日联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撰写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至今为史学家们所重视
１９３８年２月，杨松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兼任秘书长和宣传科科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关注着东北的抗日斗争。四五月间，他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两篇论文，为中共中央制订抗日战争时期新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年１０月，他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会议秘书，参与文件的起草。在会上，杨松报告了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高度赞扬了东北优秀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全党对东北抗日将士英勇的抗日斗争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因此，会议决定由杨松起草，于１１月５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司令转东北抗联全体官兵》的致敬电。这一致敬电，给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和东北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指明了抗日斗争的方向，极大地增强了东北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杨松在延安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同时，还执教于中央马列学院。他在处理日常公务及讲课之外，还致力于写作。短期内，他写了大量的政治理论著作：著有《论民族》专著，７万多字，在《解放》周刊上连载；写了《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点滴》，共７章，９万多字；组织编写《今日苏联》一书，介绍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在马列学院，他同邓力群一起合编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各个重大事件进行评价，直到现在还为史学家们所肯定。此书曾于１９４７年、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４年连续再版。与吴亮平一起合编了《社会科学概论》，帮助从事抗战的青年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近２０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直到东北解放后，此书还被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规定为初中和高中政治课本参考书。为《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妇女》等刊物写了大量的时论和专论文章，仅见于《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的就有２５篇，这些都是中国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总编辑
１９４１年初，中共中央调杨松协助博古创办《解放日报》，并出任总编辑。办报初期，人少事繁，百端待举，他负责处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对每天的报纸逐字逐句检查，还亲自写社论。报纸发行一个多月，他接连写出了２９篇社论，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
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１年期间，杨松曾先后１２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扩大会议。在听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后，他更加注重总结经验，不断明确办报的方向。他深刻地意识到，报纸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改革。他对张仲实说：“我们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我今后要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他号召报社的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不仅要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更要熟悉中国革命的现状。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４日，在杨松主持下，《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和各地区、各条战线的调查报告。毛泽东还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编者按，给杨松改革新闻工作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杨松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顶多休息三四个小时。他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从黄昏亮到深夜。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吴文涛后来曾对我们说：“我们编辑部每天凌晨３点起床到新华社取稿，此时总是见杨松仍在工作，点着油灯写文章、审稿。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与报社的同志一起克服各种困难，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使《解放日报》成为当时中共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武器。”
１９４２年春，杨松由于劳累过度，原在东北工作时患下的肺病复发，连续吐血，但他用手绢捂住口，仍坚持工作。后经张闻天、博古等一再督促劝告无效以后，组织上只好强迫他住院治疗。可是，就是在这种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仍靠着枕头写文章。医生不让他写，他就动员护士保密。他一再说：“革命工作比我的病更重要啊。”直到生命垂危时，他还对博古说：“病好以后，我还要为党再奋斗３０年。”
毛泽东十分关心杨松的病情，曾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并拿出自己的稿费给杨松买营养品，嘱咐中央管理局买鸡炖汤给他补身子。在延安４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对杨松深为了解。在杨家岭、王家坪，毛泽东多次出席中宣部和党报委员会的会议，与杨松一起研究工作，一起散步谈心。他每次会见苏联客人，总是请杨松当翻译。平时，杨松还带夫人到毛泽东家串门作客，两家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张闻天、朱德、贺龙、博古、叶剑英、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到医院探视，嘱咐医护人员千方百计为杨松治病。党中央的关心，使杨松充满了战胜病魔的信心。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受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杨松的病情不断恶化，最终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３日与世长辞。当时在《解放日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说：“杨松是为革命工作活活累死的啊，他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党的新闻事业。”
（注：本文作者系杨松的侄孙女、侄孙）
